|
汉学家在当代文学走出去中发挥巨大作用 罗 鹏：我正在编辑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为一本期刊编辑一个特辑，我计划邀请学者从中国文学不同的地域、领域和议题切入并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来展开讨论，例如从“边境作为方法论”、“武侠作为方法论”、“报告文学作为方法论”来展开。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思考这些方法论和特定的议题或领域的关系，还会对我们思考文学和文化研究，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项目我们关注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盛极一时的语言学转向。我们很想从方法论和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学术现象。虽然我们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这个特辑重点讨论的并不是中国文学，我们认为这个议题与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势紧密相关。 记 者：近年来，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何影响？ 季 进：应该说，海外汉学家是当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最重要的推手。不少汉学家既是研究者，又是翻译者，这使得他们对当代文学的选择不是浮光掠影、猎奇式的，而往往能选择最具内涵的作家作品。海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首先是通过汉学家的工作来达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汉学家在当代文学走出去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断地助力汉学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学，而不是简单地否认。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汉学研究和走出去战略好似一体两面，互动友好，你推我拿，有志一同。但究其实质，两者的落足点和关心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汉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学术研究，其诉求的对象虽有心囊括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和对中国文学、文化充满兴味者，但是，其真实的读者仅仅存在于非常狭小的汉学圈内。学术研究有志于去澄清并展现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现实，也有可能倾向于发展某种隐微的批评和文化介入。而走出去战略则立足国际推介中国，务求全面生动，未必把学术圈作为其着力的要点，两者的定位和胸襟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努力形成良性互动。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及时介绍新作家和新作品，并挖掘以往不受重视的作家与作品，因此引起翻译界的重视和出版商的兴趣。在海外的文化格局中，学界、出版界与媒体严格分野，一般学者很少参与主流媒体的书评介绍，因此对校园之外的主流读者影响有限。当然，学界影响相对媒体而言是长期的，即目前在校大学生将来必然成为海外的主流读者。 张清华：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当然有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之前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阎连科、铁凝、毕飞宇等人的海外影响，一定程度上都是汉学家孜孜不倦的介绍的结果。近年来，贾平凹、韩少功、麦家、曹文轩、张炜、徐则臣等人的影响也逐渐多了起来，同样是汉学家推介的结果。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还是欧美的汉学家。 我们从国家层面上，应该有举措和战略，要大力团结汉学家和翻译家，给他们以奖励和支持，以促使他们更多地介绍和推助中国作家走出去。同时，也要推助他们翻译和研究中国学者的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这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就不是局部和支离破碎的了，更能够从整体上全面和历史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创作。 记 者：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张燕玲：海外汉学家习惯以“现代性”为核心叙述的视域，同时论述又容易脱离大陆具体的历史语境，因而会与我们传统的文论叙述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因此对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要有一个客观的善意的学术评价，同时也要有一个正常的宽容的心态。我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远是我们的文艺方针，正常的理性的学术交锋是文学批评的生命。内地和海外话语系统不一样，对于同一种文学史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汉学家的研究进行对话、讨论、商榷、甚至发出批评的声音，都是必须而正常的，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信任与融合，自信与建设。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忽视，但这是海外人文学界的整体趋向。解决的方法一是组织以作家、作品为主的国际学术会议，并邀请作家参与，以促进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动力。二是增加学术期刊的作家、作品研究专辑，扩大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机会。 张清华：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要是不全面，对作家的了解也比较片面，尤其难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和谱系化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某些华裔的学者可能好一些，但观念和观点有时也不尽公允和有效。建议鼓励他们对于国内学者的著作多加翻译，与中国当代的批评家多一些互动，这样就可以更多和更客观地介绍中国文学，推介中国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