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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相对于“思辫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来说，将注意力从历史的“实在过程”和“认识过程”转向了“历史叙述”的层面，以历史叙事、历史文本、历史表述以及历史话语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批判性地考察“表述”历史和“关涉”历史时的非透明性、能产性、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 詹姆逊的一句话可以视为其认识前提：“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22]由此可见，“文本化”是其认识的核心概念。 作一比较，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来说，“文本化”是客观、透明的，历史的真实可以不折不扣、原原本本地在文本中显现。但，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所有历史叙事中都含有虚构成分，我们就会发现关于语言的理论和叙事本身可以作为历史编纂学表述的基础，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去‘寻找真实’然后把‘真正发生了什么’写下来。”[23]对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来说，它虽然发现了“文本化”可能对历史造成的扭曲，但其将原因归之于主体因素，认为历史成了主观形式和历史学家的内在生活世界，因而可以通过对认识的分析重新抵达历史的真实。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就是要针对此揭示语言的文本性、相对性、建构性以及其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是机械论，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是有机论，那么，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就是语言论。 综合有关论述，这种“语言论”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复数小写历史的增值；二是文史界限的消弭；三是斩断了历史文本与历史文本指称对象以及历史文本的记录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凸现了历史的“叙述性”。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和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在精神实质上一脉相承，不分轩轾。可以说，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为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艺理论在20世纪末的异军突起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新历史主义作为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范围内的核心部分将其从文艺学的角度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以上对历史哲学的描述，主要为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清理理论背景。如前所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可谓是水到渠成。作为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哲学，新历史主义在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特别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已初显端倪，中经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进一步深化，随后直接吸收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精神营养，在西方后现代主思潮的影响下，大胆跨越了历史学、文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界限，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在当代文论的论坛，经过众多理论家的多向言说，最后在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 以下，尝试对新历史主义做一个清理。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一份集体宣言中发布了新历史主义流派成立的消息。[24]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其代表人物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等等。到底什么是新历史主义？作为始作俑者，格林布拉特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受到人类学‘厚描’说的启发，并把这样一种描述历史文本的方法与某种旨在探寻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杂交混合后而形成的一种阅读历史－文学文本的策略”。[25]其总体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说和历史终结说做出自己的否定判词上，它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否定历史的乌托邦，坚持历史的现实斗争，拒斥非历史决定论而张扬主体的反抗颠覆论。这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标志性特征。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性，使它终于告别了旧的历史方法，而成为一种具有文化策略意义的、开放社会的新历史观。[26]在构成上，由于新历史主义脱胎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跨学科的开放性理论，其内容也极其驳杂，而且也不具备自己关于文化人物、比喻和想象力的哲学与语言，只有借用别的领域的术语和方法。在批评倾向上，它有意识地解构经济与非经济的二分法，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它一反心理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的观点，认为批评者不应把文本看作自己的病人，去找寻诸如“踪迹”、“边缘”、“未被言语道出的意义”一类的泄漏隐情符号。它毫不掩饰地宣称，批评者与文本的关系是相互关系的“同谋”。[27]基于上述看法，人们通常用新历史主义来形容文学批评运动的动向。 由于新历史主义是以在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语境中考察文学问题的身份出现的，其观念、方法注定会打上深深的文学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一）将“历史”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无限丰富都与“权力关系”相连，并且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所以，它通常以研究文本与权力的关联方式来显示其文学观点。新历史主义的“权力”概念来自于福柯的《性经验史》，[28]指渗透在社会、文化、政治关系中的控制和抵抗力量，在这里，“权力”是历史中的各种力量的总称，与“话语”理论[29]紧密交融，互为彰显。它既有压制性也有生产性，在文学中大多表现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的巩固和破坏。新历史主义坚持“权力”的无所不在和不可避免，也被人批评可能忽视历史的具体和复杂。 （二）将历史分解为“历史性”和“文本性”。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互相交错、互为依存，路易斯?蒙特洛斯为此提出一个充满灵感的定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个提法因简明整饬、琅琅上口而被广泛引用。所谓“文本的历史性”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所有的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二是对文本的所有解读活动，都不可避免具有社会历史性，受进行解读的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三是所有的文本不仅“表述”历史，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文化事件，参与了对历史的建构，同样构成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人类只有通过历史文本才能了解历史本身。但历史文本并不能客观再现历史事实，由于“文本化”的过程会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历史文本“表述”的历史是历史的变形；二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文本会转化为历史依据，并再次充当历史阐释的中介。这种关系使阐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导致“讲述话语的年代”和“话语讲述的年代”相互渗透，从而填平了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之间的鸿沟。 （三）将历史看作“小写的历史”、“对话的历史”、“即兴的历史”。所谓“小写的历史”是指一元化的正史不可能将历史的无限丰富性一网打尽，以此向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缝隙投注足够的目光，将历史分解为“诸历史”，从而把“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众多的由叙述人讲述的历史故事（his-stories, her-story）[30]；所谓“对话的历史”是指历史不是既往完成的，相反是一个开放的、对话的过程，历史的延续和依然进行的延续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同时，人类认知历史的实践在阐释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和内容；所谓“即兴的历史”是指在构筑“小写的历史”和“对话的历史”的时候，历史关注的焦点会转向一向不为人知的历史的废墟和边界，这种选择题材的方式和他们的批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会导致“任意并置”的即兴式写作。 （四）方法论的“四个具体转换”。一是从对“艺术”的讨论转向对“表述”的讨论。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表述的历史”，对历史的研究就是研究如何“表述”。这种转向使历史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 ，从根本上颠覆了学科界限的合法性；二是从对历史现象的研究转向对人类主体的历史调查。即对历史的最终追问落实到格林布拉特所说的人类主体的“自我造型”，历史就要探讨历史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复杂关系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塑造。三是从对历史显在主题的研究转向对隐而不彰的历史主题的开掘。对此，怀特曾说：新历史主义“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他还强调，“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31]四是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话语分析”。这也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特征。新历史主义不再强调对历史话语的内在意义的“深度”分析，而是强调对“话语形成”的分析，着重关注这种“话语”与其它“话语”以及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