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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截至目前,您在学术研究工作中,都取得哪些科研成果? 张炯:由于工作岗位变化的原因,除了花大量时间做学术组织工作和编辑工作外,个人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学理论。我刚到文学所便被分配在文学理论组,主要工作就是参加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后来,我在这方面的专著有《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文学透视学》、《文学创作与思想导向》、《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其次是文学评论。粉碎“四人帮”后,我曾被调到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担任文化组负责人,编辑文艺、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战线的稿件。两年后回到文学所,让我转向当代文学研究,从此撰写了许多文学评论,包括作家和作品微观的和宏观的评论。至今出版的评论集有10多本,如《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文学对话与评论》、《新时期文学格局》、《丁玲创作论》、《文学多维度》、《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写在新世纪》等。再次,文学史研究。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便参加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两卷本和四卷本。担任副主编。所以1980年调回文学所时,荒煤同志认为我有集体编写文学史的经验,便要我去协助朱寨同志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90年代我因主持文学所工作,为编撰《中华文学通史》,我的工作重心也不能不转向文学史研究。我先后主编有《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和《新中国文学六十年》两套书。还编著有《新中国文学史》两卷本和主编有《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2011年我出版有《张炯文存》10卷,收入我2005年以前发表的著作共500万字。现在尚有未结集的已发表的新作约200万字。目前,我还承担《中国大百科·中国文学卷》第三版副主编的工作和撰写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著作。 中国社科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果累累,桃李满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在人才建设方面,社科院取得怎样的成绩? 张炯:在人才建设方面,中国社科院建立以后,曾从国内外调入了大批专门人才,并设立了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成立以来,招收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有的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如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等,博士生多数则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骨干。迄今,许多老专家先后退休,但身体康健的仍然是宝贵的科研力量。我院设立专项科研经费支持他们继续做力所能及的科研项目,是十分正确的。新的学者也迅速成长和被继续引进。我院各研究所还为高校和地方社会科学院培养了许多进修学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原全国文联副主席、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当年就是文学所的进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也是从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调出的。 在社科院难忘的师长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到社科院工作以来,有哪些师长是你难忘的? 张炯:我受到很多前辈师长的培养和教导,他们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何其芳先生,他是个很率真的人,是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又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我来文学研究所后,为《文学评论》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戏剧的评论。我大概写了一万多字,后来责任编辑把样稿给我看,发现其中删掉好多段落,我当时不太高兴!责任编辑张晓翠说,这是其芳同志亲自删的,如果你有意见,可以找一下他。我当时觉得不太合适。但责任编辑说,其芳同志很平易近人,你可以找他。我见到何其芳先生那天,恰逢他感冒发高烧,他从床上爬起来接待我,说:“听说您对这个文章删改有点意见,你可以讲一讲你的意见,如果改的不合适也可以恢复”。就这样,在他的卧室里,他拿着稿子让我看,并给我解释,为什么这一段要删掉?为什么要改?当然,在我的解释下,有的段落他也给予了恢复。最后他教导我说:“你搞评论,就一定要像看看乒乓球比赛,一定要看世界冠军的比赛,然后你才能知道谁打的好,谁打的不好。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地比。你把所评的戏剧比美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不妥的,《阴谋与爱情》是世界名著,不可以轻易比。” 后来他就给我们年轻人开了300部必读书,包括世界名著。所以他的言传身教,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蔡仪先生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刚来文学理论组的时候,党支部书记让我写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我写了一篇大概3000字的文章。他让我送给蔡仪先生看看,请他提提意见。因此,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蔡先生,看后,蔡仪先生竟从逻辑概念到内容商榷提了18条意见。他的严谨和认真,使我深受教益。 钱钟书先生,他虽然跟我不是一个组,但我有时也会请教他。特别是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我们就住在办公室里。他和杨绛先生两口子也住在七号楼的办公室。钱先生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看书,其实他在干校的时候,也是每天拿着个小马扎坐在床前看书。我向他请教,他往往会从书架上拿出一本笔记,翻到一页,指给我看,说:你要查的问题,就在某书的第几页。我曾听说,钱先生从8岁起,每天读书不下8个小时,所以他博览全书,而且他有一个特点,他的家里没有多少书,都是到所里图书馆借书。每一个礼拜,他都会背着一个大挎包来图书馆还书,然后再借一个大挎包书背回去。他的博闻强记是闻名的。但他仍有简单的笔记。 青年学者要努力超越前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我院资深专家学者,您对青年学者有着怎样的期待?对社科院的发展有怎样的展望? 张炯:当今的青年学者遇到一个好时代。像我们这一代和我们前一代的学者,因为参加革命工作和经历许多政治运动,能够做学问的时间就比较少。1963年周扬同志找我们几个年青人谈话。他说,他们这代人因为参加革命,读书不如鲁迅、郭沫若多。你们这一代应该多读书,将来能够当个博士。可是,不久我们就下乡搞“四清”运动去了,接着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宝贵的时间没有能够做学问。现在这一代年轻学者,生逢太平盛世,他们有比较安定的时间来做学问,我希望他们要把握好难得的好时机,好好努力,超越前人,也一定能够超越前人。从历史看,无论汉唐还是宋代,都是在社会大乱之后,经过几十年经济复苏及社会安定后,文化才能兴盛发展。这恐怕是个规律。所以现在的年轻学者,他们有条件为我们国家文化的发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社科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重要的学术机构、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各个学科都有很大的发展。我希望社科院在现有基础上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过去学科越分越细,对于深入研究是必要的。但往往导向学术视野狭窄。所以学科分了以后还需要合,需要综合的研究。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路线图的设计等宏观性课题,就需要有综合研究。交叉学科往往是学术的新的生长点,也需要自觉开拓。实践出真知。中国模式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大实践,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调查研究我们的实践经验,将会大大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术创新,是仅仅坐在书斋里难以做到的。 记者 钟义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