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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人心态看金后期诗风之变(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苗民 参加讨论

    “尖新浮艳”与“诗学风雅”
    金代明昌、承安年间,诗坛上曾兴起一股尖新浮艳之风,在当时的文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归潜志》记载:“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人号‘张了却’。”而以上两种不良风气也许恰是助推尖新浮艳之风盛行的重要因素:不读书,缺乏积淀的厚重,故所为诗文在用语上趋于“浮艳”;“以士为吏”,使士人不得志而易于偏激,故所为诗文在风格上追求“尖新”。
    赵秉文和李纯甫作为南渡后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人物,他们对尖新浮艳之风提出了自己的救弊措施,所谓“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但二人在诗歌创作态度和具体创作主张上又有“不执一体”与“别转一路”的明显不同,这些诗学观念的不同,背后恰好折射出其士人心态与立场的细微差异。这种情况与其后的元代颇有相似之处,即汉族士人的地位都比较边缘化。
    由此,士人创作大致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是努力向统治核心靠近,在文风确立上以当朝者的身份自任,如赵秉文一脉,其诗论、文论往往是平和的、官方化的,虽然在官方舆论上有压倒性优势,但是并不一定能带来创作上的广泛呼应,甚至也很难得到多数士人的真心支持。另一种则是以在野者姿态自居,如李纯甫一脉,不再竭力寻求接近权力中枢,其持论往往以抒发个人于时代中的愤懑为要,往往会比较偏激甚至走极端,但是其真正的拥护者却可能比前一种多,影响也更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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