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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素来以“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郭象注《庄子·天运》语）的观点看待历史和当下的关系。我们生逢今日之世，接续传统、回应西学，实为需要承担的一体两面之重任，缺一不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继承，就没有东西和别人交流，永远趴在地上拾人遗穗，甚或没有鉴别力，将“洋垃圾”当“珍宝”供奉；而固步自封、无视西学，又会错失时代赋予我们的创新良机，治学难以“预流”。相对而言，经历了百余年欧风美雨的冲刷和众所周知的劫难之后，如何接续传统越来越成了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携手，大量译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和海外汉学研究论著，如影响颇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海外中国研究”等，皆有数百种之多。这些论著的译介，于本土人文学术研究开拓视域、更新方法等功不可没，但同时，一味模仿海外汉学风格的不良倾向也见诸学界，所谓“只要西方思想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人“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种模仿或套用，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和论题选择上，有时甚或反映在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中。有学者将这称为“汉学心态”，提到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的高度予以批判。在此背景下，自言“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的费孝通先生，晚年阅读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前辈的著作，敏锐思考和回应信息交流愈来愈便捷的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转型的挑战，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获得广泛共鸣的议题，呼吁当下最紧迫的是培养“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是文化的核心，“学术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近年哲学界“中国哲学合法性”、文学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美术界“构建中国美术观”等讨论颇热的话题，皆可看作本土“学术自觉”的表征，共同汇聚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时代命题。站在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民国学人的论著无疑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西思想文化、旧学新知碰撞、交融发生的“化合”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既有固守传统观念、家数者，也有采用新观念、新方法者，还有似新却旧、似旧还新、新旧间杂者……只不过长期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段学术史的梳理、回顾往往彰显、肯定的是那些和西学类似的论著及面相。然而，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理论创新能力成为时代命题的崭新历史条件下，恰恰是那些被遮蔽的论著及面相，更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治学如积薪，以对西学的理解、借用而言，我们已后来居上，倒是这些论著在古今中西的通观视域中，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汲取西方学术优长，进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尝试和努力，长期以来被以“保守”、“落后”的判词给予了冷眼、否定，今天值得换副眼光、花点工夫好好提炼、总结，因为这正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可能萌蘖。诗学研究因为与创作体验、母语特性、民族心理、文化基因等关系更为密切，这方面的借鉴意义显得尤其迫切、凸出。 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几年，喜欢欣赏、创作诗词的朋友在逐渐增多，中小学加大了诗词教学比重，国家亦强调“做好古籍整理、经典出版、义理阐释、社会普及工作”，加强对中华诗词出版物的扶持。全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诗词之于陶冶情操、净化风气、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诗词传承面临的严峻形势。毋庸讳言，当下诗词氛围已十分稀薄，能够切理餍心、鞭辟入里地解说诗词或将诗词写得地道的人非常罕见。大多数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已不再创作，现行评价、考核体系要求于他们的，不过是从外部审视、抽绎出种种文学史知识，这很难说能触及中华诗词的真血脉、真精魂。在此情势下，与其组织人马“炮制”一些隔靴搔痒、搬来搬去的“新著”，不如将传统文化氛围还很浓郁、诗词仍以“活态”传承着的民国时期诞生的有价值的论著重新整理出版：一方面，使饱含着先辈心血的精金美玉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另一方面，也使当下喜欢诗词的朋友得识门径，由此解悟。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艺术都有一定的规则、法度，中华诗词的欣赏、创作亦然。初学者尤其需要通过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入门书籍指引，掌握规则、法度。然而，又没有万能之法，“在丰富生动的创作实践中，任何‘法’都会有失灵的时候；面对浩如烟海的作品，任何‘法’都会有反例存在”（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由“法”达到对“法”的超越，进而“以无法为法”（纪昀《唐人试律说序》），“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无用法之迹，而法自行乎其中”（李锳《诗法易简录》），才是中华诗词欣赏、创作的向上之路，希望大家于此措意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