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性意味着独断。沉溺于独断的快感中，批评家必然忽略他者的存在，最终产生无限扩张的冲动。这种缺乏约束意识的批评可能会异化为“文学的敌人”。在文学史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如道德主义批评本来是诸种文学批评样式的一种，但当柏拉图将它定义为排他的尺度时，“理想国”中的创作环境便不可避免地恶化了：“为了我们的灵魂之善，要任用较为严肃和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他们会模仿好人的措辞，按照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规定好了的类型来讲故事。”（柏拉图《理想国》）于是，描写世俗生活的诗人被驱逐，文学变成了单一的说教和颂歌。事实上，柏拉图并非没有进行任何反思：在对话中，他曾以辩论对手的身份探讨了自己犯错的可能性，但这不过是其自我授权过程中的小插曲——结论当然是证明了道德主义批评的至尊地位。 显然，批评家的自我批评并不可靠：在一个人的视野中，作为整体的他/她恰恰处于缺席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人可以从各个角度打量“我”，将“我”的全貌摄入心中，因此，对批评的批评可以克服个体的视野盲区。在柏拉图提出道德主义批评模式之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很快就作出了修正：文学描述的人既可能比常人好，也会低于平均水准，因此，文学不一定非得表现嘉言懿行，各种主题均有其价值。（亚里士多德《诗学》）虽未提及尊师的名字，但亚里士多德显然对柏拉图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批评。与此同时，道德主义批评实际上已经被纳入批评的视野，文学批评则升格为自我观照、自我省察、自我矫正的话语实践。 在中国文学界，对批评的批评虽然也已出现，但还远未成常规性的批评样式，未上升为自觉的文体建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下中国文学迫切需要对批评进行批评，由于某些原因，一些批评家习惯于进行居高临下的裁决；受总体范式的影响，另一些批评家也受制于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喜欢把批评对象放在自己搭建的概念框架中，进行“强制阐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单向的裁决—评估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文学批评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如果不对批评进行批评，它将难以重获与其使命相称的尊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批评家们远未达成共识，观念上的博弈在所难免。于是，综合各方的视野就成为亟待进行的话语实践。然而，由于缺乏涵括性的批评意识，批评家相互批评时往往囿于立场之争，迷恋论战中的词语博弈。为了在辩论中形成压倒性优势，他们往往抓住对方的逻辑漏洞，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双方仿佛置身于不同的洞穴之中，只能以一种偏颇代替另一种偏颇。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将辩论的双方都纳入批评的视野，以互审—对话模式代替独白模式，无疑可以敞开二者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最终创造更富涵括性的“复调”话语，实现批评领域的主体间性。当批评家被还原为多元中的一元时，特权意识自然会被消解。这也是批评的返本归真之路。 需要解释的是，按照一般的范畴分类法，对批评的批评会被归类为元批评（meta-criticism），但这种命名恐怕并不能完全表征其精神特征：“元”具有根本和始源之意，而对批评的批评不是为了推出新的权威，而是建立“善的循环”；它既致力于视野的扩大，又意味着永远的去中心化实践。正因为如此，笔者坚持使用这种略显笨拙的说法，以表达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期待和祝福。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