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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创作与研究壁垒 在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看来，一件事情能够连续做三年即会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够持续做十年就可能造成较大的影响，首师大的驻校诗人制度已经有了一种传统的味道。他指出，驻校诗人制度的确立，不仅仅是驻校诗人与高校之间的一种双赢，它带来的是多赢的结果。驻校诗人通过这种方式和平台，自然而然提升了写作经验和写作层次，同时更拓展了知识、交际视野，补充、夯实了理论修养，再写起诗来不会一味地跑野马，而是越发自觉、越发有底气。驻校诗人制度的最大收益是通过诗人和研究者、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消除、缓解了诗人与高校、创作界和批评界始终存在的紧张关系与对抗，遏制了日益程式化的糟糕的诗歌教育弊端，为诗人的学者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罗振亚指出，说起新诗创作和批评之间的关系，令人感慨。本来新诗诞生之初，胡适、闻一多等诗人在学校任教就开了一个好头儿，诗歌创作与欣赏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协调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诗一出来诗坛马上就有正面的反应，可是后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一段时间，这一传统却出现了空前的断裂，创作界和批评界严重隔膜，互不买账，很多时候，诗人闷头写自己的诗，从来就不看评论，批评者做纯书斋里的学问，根本不问诗坛的风云走向，诗人和高校之间基本脱节。这种断裂、隔膜的直接后果是，高校与中学的大量教师所受的诗歌教育过于陈旧，面对新诗作品一片茫然。有了驻校诗人制度，它改善了创作和批评、大学与文学的关系，使写和评之间的界限不再壁垒森严，有的诗人和阅读者、研究者打成一片，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影响了他们的审美乃至生活方式。首师大驻校诗人实施10年来，经过一次次学术活动的操练，在年轻的研究生里催生了一批优秀的诗歌研究者，像霍俊明、张立群、王士强等已经是同龄人中的翘楚，他们从吴思敬、王光明、张桃洲、孙晓娅等学者那里承受学术滋养后，又纷纷在天南海北的各地高校和文化机构中播撒诗歌的种子，这种合力作用使首师大诗歌研究中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新诗批评和研究重镇。 冯雷也表示，对于诗歌批评、研究人才的培养来说，驻校诗人制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首师大的驻校诗人群体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展示了当前诗歌写作的新变化、新趋势。而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平台，接触到了诗歌创作的新动向、新问题，避免了通过文学史来认识文学的局限。如果说古典文学学者的任务是研究经典、阐释经典，那么现当代文学学者的使命则是淘选经典、发现经典。因此，追踪新人新作也正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从对当代诗坛的敏锐关注这个角度来说，首师大的驻校诗人制度实际上是走在前边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首师大诗歌研究人才的培养已经颇具声势和规模，而且逐渐塑造了明确的师承关系和研究风格，已经成为国内诗歌研究人才的一个主要来源。 回顾国内驻校诗人的发展，与会者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与建议。比如王士强认为，国内驻校诗人制度的设立，与高校中某位诗评家、学者、诗人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吴思敬、林莽之于首师大驻校诗人、王家新之于人大驻校诗人、谢冕之于北大驻校诗人、张清华之于北师大驻校诗人，这些学校的驻校诗人项目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个人推动的结果。但是，如果随着他们退休、职务变化、兴趣转移等情况出现，驻校诗人制度能否继续？是否可能避免由于人员更替、个人因素的变化而对这一制度造成的巨大影响？在驻校诗人的建章立制、规划设计，保障其规范性、连续性运行、更好地发挥作用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