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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传统文论的有效性 要获得中国文论自己的话语权，批判局限于西方前卫文论是不够的，同时也包括传统的西方经典理论。就以接受面最为广泛的现实主义而言，其标准定义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但是，随机取西方的经典文本来核对，往往是讲不通的。如托尔斯泰的《复活》，贵族公爵要主动把田地分给农奴，是普遍的还是例外的？贵族公爵作为陪审员，发现嫌犯正是当年的女仆，是自己使其怀孕而遭到驱逐，被诬为杀人犯。这位陪审员，就主动忏悔，到监狱里去向她求婚，遭到拒绝。这是典型的、普遍的，还是极其罕见的呢？再如《红楼梦》，在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公子哥儿，把包括丫鬟在内的女性看得比男性更纯洁、更高贵，这是普遍的，还是绝无仅有的？经典著作显示的与其说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还不如说是例外环境的例外性格。 再说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争论是没有结果的。这不是文学的特点。一切事物都有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如果从文本中直接概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动态的。一切情节皆源于人物被打出常规，进入例外环境。要么从顺境进入逆境，要么从逆境进入顺境。在这个过程中，常态的人格面具脱落，内心深层的奥秘得以凸现。《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就是这样把手拿折扇、逆来顺受的林冲，逼成义无反顾、提着血淋淋的仇家人头的林冲。打出常规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本来志同道合，却在感知、情感和行为上发生错位。唐僧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令人难忘的不是他们在妖魔面前同心同德，而是在白骨精面前，感知和行为逻辑发生错位，因而猪八戒、唐僧、孙悟空都有了个性。 我们的一些文学理论家，往往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对西方文论知识谱系的梳理上。严格地说，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一切文论，很难直接从经验之中归纳，往往要从前代继承思想资源。前代的思想资源难免不存在历史、民族、文化的空档。要建构民族的文学理论，就是要对这种空档加以填充。欧美浪漫主义是强调激情的。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提出感情的“自然流露”，源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序》中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如果仅仅和中国古典文论比照，则可以搬出“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二者在表现强烈的感情上是息息相通的。但是，光是停留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学理论可真是要失语了。可贵的是中国诗论并不只有激情的抒发，在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与“雄浑”相对的还有“冲淡”。所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他还在《二十四诗品·形容》中写道：“绝伫灵素，少回清真。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非凡魅力，就是把情感渗透在事物景观之中。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之所以成为经典命题，就是因为有的诗歌强调抑制激情，尽可能避免直接抒发。这就产生了中国的诗学范畴“意境”。“意境说”的要害不是激情，也不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也不是美国新批评的反讽、悖论。与他们把焦点聚焦在局部的语词上不同，中国传统诗论着眼于整体，故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