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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系统分析与批判 建构中国文论新话语，其前提就是对西方文论进行系统分析与批判。批判之所以未能进行，除了缺少文化自信以外，根本缘由在于对理论的局限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理论要成立，其大前提应该是普遍的、周延的，涵盖面无所不包。从严格意义上说，人类认知、经验的有限性和理论所需要的无限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何况西方权威理论家缺乏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必要知识，加之理论在进行抽象、形成观念系统的过程中，必然要超越感性经验。但越是超越感性经验，越是难以避免脱离实际，因而其理论不可能是放之中国而皆准的。 建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固然要对西方文论持开放态度，不可抱残守缺，但是，从不同文化传统产生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验基础和基本概括的错位，因而引进异国文论，不能不对其空白和错位进行校正、填充和改造。引进强势文论，是需要某种勇气的，这意味着某种艰巨的、痛苦的搏斗，这既是对自身封闭性的艰难清理，又是对异质文化霸权的正面交锋。在这双重批判的过程中，理直气壮地和他们对话，在互补和互斥中获得新的生命，需要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对于西方文论总是轻浮地“拿根鸡毛当令箭”，幼稚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是不足取的。 批判的第一步就是要提出问题，起点就是和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相比照。 作为西方语言诗论基础，诗到语言为止，诗的任务就是探索语言的可能性，绝对排斥人的心理，如此单因单果的线性思维被视为天经地义。这是造成我们失语的原因之一。相比起来，中国传统诗论要丰富得多。《文心雕龙·附会》中说：“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白居易《与元九书》写道：“诗者，根情，苖言，华声，实义。”叶夑《原诗》阐明：“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比之西方线性的语言论，我们自己的话语是多维的。我们陷于失语，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话语，而是因为我们屈从于西方文论，舒舒服服地进行自我剥夺。在创作上，把诗歌弄成文字能指和所指的游戏，在文本阐释上，长期依照西方文论进行张江先生所说的“强制性阐释”。 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经典文本，用西方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理论来阐释，必然显得贫乏，此时本该突破、颠覆以建构新的理论，但是，由于西方文论具有不言自明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散发着魅惑力，让不少人心甘情愿地顺从，成为思维定势，必然产生以权威理论硬套其所不能涵盖的文本。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仅仅发生在人文学科，而且还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往往使发现真理者陷于孤立，面临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勇敢地颠覆，面临围剿，要么扭曲自己，成全权威。当托勒密的地心说雄踞霸主，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选择了在火刑柱上献出生命。化学领域曾经有个“燃素说”，认为物质之所以能够燃烧是因为含有一种称为燃素的物质，而燃烧的过程就是燃素释放的过程。后来，有科学家发现，金属燃烧后会变重，“燃素说”遭到质疑。但是，“燃素说”支持者们立即提出一种新的物质，强制性阐释为“负燃素”。十八世纪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里和瑞典化学家舍勒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氧气。本该颠覆“燃素说”，却为“燃素说”所拘，把氧气称之为“失燃素”“火空气”。真理已经碰到鼻尖，却与之失之交臂，这是迷信权威的必然结果。而法国的拉瓦锡却在鼻尖有感觉之时，做了科学史上著名的“二十天实验”，得出了燃烧是氧气消耗的结果。由于这个发现，他把炼金术变成了化学，成为现代化学的奠基者。 从这个意义说，理论的创新有个不可回避的前提，乃是用新的经验批判旧的权威理论。对于中国文论建构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对西方文论，特别是前卫文论作历史的批判，进行话语的清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