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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诺在《才女之累》中花费三章笔墨来厘清李清照在宋代及之后的接受史。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因文学成就被同时代人和后人认可的女性，但由于南宋之后理学的崛起，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领域都受“道德化”的影响，李清照在丧夫之后的再嫁和离婚便成为了她人生的污点。 宋代的文人对于李清照的评价不仅有文学方面的，还掺杂了大量道德层面的评论。比如北宋学者朱彧就感叹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话里话外多少还有惋惜之意。而宋代著名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在其书中记录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后来她的自辩时，提及“传者无不笑之”。这里的“笑之”绝非善意的笑，而是带有嘲讽、不屑、窥私，乃至看热闹、瞧八卦的市井俚俗之笑。 到了明代，对女性的礼教愈加严苛，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藏书家叶盛都借改嫁之事对李清照予以了谴责。 到了清代，李清照词作声名日隆，其诗词创作已然被经典化，而理学色彩有增无减的清代学者们，开始无法忍受一个“再嫁又离婚”的李清照，这与他们理想中恪守妇道、尊崇名节的女性形象相差甚远。于是清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辩诬运动”，他们认为李清照“再嫁又离婚”是同时代人对这位伟大女词人的侮辱和诋毁，而他们则致力于还世人一个真实(且符合理学标准)的作者形象。如跟纪晓岚有姻亲关系的学者卢见曾，就对李自述其再嫁离婚之事的史料选择性失明。另一位学者余正燮虽然能直面史料，但他坚信那些史料都是被人“文笔劣下”篡改过的。 关于李清照“再嫁又离婚”真伪的争议从清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到1980年代学界才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这一文学史公案往来争鸣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能像艾朗诺这样，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这凸显了东西学术在治学目的与方法论上的不同:中国学者注重历史的证据、事实和真伪是非，而欧美学者则推重历史的机制、语境和因果关系。 艾朗诺仔细爬梳了从宋人，到明清学者，再到现当代学者关于李清照生平的种种观点，将不同时代观点所建构的社会成因、文化心理和具体表征一一剖析。艾朗诺并未倾向明显地支持任何一种观点，但他将关于李清照接受史的学术脉络和观点演进逐一厘清，丰富了我们对李清照及其研究主题的认知。 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争取个人自由，在男性为主导的大环境中，她凭借词、诗、文得以立足，这样一个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识和意志是豪迈的。 艾朗诺本人并非女性主义学者，他的研究方法是中性的，但这本书中的结论倒是很具有女性主义色彩。 传统认知一般认为李清照是宋词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这也直接影响了大众对于作家个性的印象，似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就应该是北宋的林黛玉。但艾朗诺通过对李清照的《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赋》的研究，提出李清照不是只知伤春悲秋的文弱才女，她有独立的文学观和批评观，致力于提升词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她强调词的主体性在于以其独特的韵律区别于其他文体。生于官宦之家的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拥有相当的政治见解。如她的《咏史》诗，不仅文辞老辣，极富史识，还不乏对现实政治的讽喻，连道学家朱熹都对其赞赏有加。《乌江》中“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宋庭南退的时局隐喻，就更为明显了。李清照进入晚年后，创作了一系列以宋代的博弈游戏“打马”为主题的文赋，在这些文章中，她将自己对宋庭政治姿态和军事部署的不满寄寓到了“打马”这项策略类游戏中，甚至很多文字都在直接讨论当时的战事。 艾朗诺细读李清照诗文后得出的结论，将李清照身上弱质女流的婉约气一扫而空，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争取个人自由，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大环境中，她凭借词、诗、文得以立足、名世，这样一个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识和意志是豪迈的。 《才女之累》并未为李清照研究寻觅到新史料、新文献，也不纠结于诗人作品和生平研究的细枝末节。相反，艾朗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一视角改变了我们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将李清照及历代研究者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予以重新审视，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在充斥了道德评价和性别压制的年代里，作为女性的李清照背负了太多的社会重压。一方面她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绝代词人，另一方面她也是士大夫的贤妻、乱世中的寡妇、再婚而又离异的妇人;她证明了在文学创作上巾帼不让须眉绝非空言，然而面对她的文学成就，历代儒生们耿耿于怀她的再婚之事，或揶揄，或谴责，或徒劳地试图为她洗白，现代学者们放下了“妇德”的紧箍咒，却又饶有兴致地将她作为女性的杰出代表而非去性别的伟大词人来看待———所有这些，恐怕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对的才女之累。 (作者为书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