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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邵文”说：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主要针对杜运燮《秋》提出看不懂，‘令人气闷’，‘看不懂’就成了问题的症结。在当时新诗读者中，这样的反映也有其代表性。编辑部十分重视，认为有必要展开讨论，决定由吴家瑾和评论组负责全力组织”22。实际上，在这之前，1979年下半年，即以“《诗刊》评论组”名义，由组长丁国成起草，经评论组讨论、编辑部同意，打印了“约稿信”：“我们初步设想，自明年（即1980年）起，努力开展诗歌创作问题的讨论和诗歌理论问题的探讨”，陆续寄给评论作者。1980年3月25日，丁国成又以“《诗刊》编辑部”名义，起草“邀请函”（草稿尚在），准备“举行诗歌评论漫谈会，想就《诗刊》评论工作中的问题，如何搞好诗刊评论，以及当前诗歌创作中存在的不好倾向等问题听取批评，交换意见，并请您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搞好诗歌评论，促进诗歌创作”。这是评论组主动提出的责任之内的工作问题，送请编辑部审定、批准。吴家瑾当天批改：“在小丁稿的基础上，我另草了一信稿，请荻帆同志阅示。吴80.3.25”。吴家瑾改为：“举行诗歌评论工作座谈会，就下面三个问题交换意见，进行探讨。一、对近一年多来《诗刊》发表的作品和评论的意见和对今后刊物内容的建议。二、对诗歌创作现状的探讨。近一二年来诗歌创作有哪些成就和经验，有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三、诗歌评论怎样紧密结合创作实际、推动和提高创作？怎样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落款“《诗刊》编辑部1980.3.26”。副主编邹荻帆批示：“同意，打印20份，星期四以前发出。邹 3.27”。 会后，评论组整理出一份《四月四日部分诗评作者、诗歌编辑座谈内容摘要》，仍由办公室康世清打印，分送每位编辑。发言摘要者计有刘岚山、李元洛（湖南，在京）、严一之、傅活、高洪波、胡德培、宋垒等。“李元洛指出：现在诗歌创作有两个倾向，一是说理化，以说理代替抒情……再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创作中有隐讳、朦胧的倾向（按：‘朦胧’之说在章明文章发表之前）。对新东西要学习，但不能机械地学习抽象派现代派的东西，学习，但要化为自己的血肉。主要还是要继承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宋垒则更明确提出“要引导”青年作者。这些意见非常宝贵，不仅得到了包括本刊编辑在内的多数人认同，而且成了新时期以来甚而直至现在诗坛关注、争论的焦点。 “邵文”说：“社领导从严辰起一直关注这一讨论，认为要做好准备，慎重从事，在见刊前的组稿过程中，先开一段讨论会，让各方参与者把个人意见充分表达，论点交锋，说理为上，不怕尖锐，不搞骂仗。……几个月后，八月号首发了章明的文章……”23事实是：评论组自1979年以来不断接到来信来稿，对于有些诗作“看不懂”或一诗多解产生疑问，例如有位读者来信说老诗人艾青的《绿》“有七种不同的解释”。评论组讨论认为，这是读者，包括诗人、论者乃至编辑的一种典型反应，便将此信提交编辑部传阅。作品组则提供一些不易理解，即看不大懂的典型作品，让编辑部了解情况。如1980年11月编印的《诗稿选印》（打印）编辑部按语所说：“最近随着有关诗歌问题的争鸣的展开，我们较多地听到对《诗刊》工作的不同反应，说好者有之，说坏者有之，甚至有的说好得不得了，有的说坏得不得了；我们认为听取各方面的多种多样的意见，进行研究、分析，将有助于今后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仅举其中的《望月》一诗为例：“是谁咬了这漂亮的一口？/真狡猾—/咬去了一大半儿，/剩下的还挺美！/叫人想起爱人惺忪的眸子，/想起黎明时分山背上那一缕青光，/想起十五……/我要是偷人，也这样干—/要别人含着眼泪，还感激我！”（1980.8.23，重庆）“在荻帆、柯岩以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同志主持下，编辑部也曾讨论多次。评论组几个人研究，认为争论势不可免，应当公开进行讨论，于是将章明同志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和晓鸣（即郑敏）同志的《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均自发来稿）两篇意见分歧的文章送请荻帆审阅（主编严辰很少看稿），他立即表示同意，支持开展争鸣。这就是1980年8月号《诗刊》开辟《问题讨论》专栏（栏名为责编朱先树所取）的由来。讨论很快超出《诗刊》，扩大到全国许多报刊。这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不仅在诗坛，而且在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震动了海内外，对促进我国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朦胧诗’之称，即由此而来。”24 至于“邵文”所说“在见刊前的组稿过程中，先开一段讨论会”25，似是记忆有误。他指的大概是前边所说的1980年4月4日听取意见的“评论工作座谈会”，而不是“讨论会”。不同观点的“讨论会”，则是1980年9月20日至27日在北京郊区开的“定福庄会议”。此时载有《问题讨论》专栏的《诗刊》8月号（每月10日前出版）早已出版。此会是柯岩建议，经严辰和荻帆同意，由评论组出面组织，分管理论的责编朱先树具体负责（住在会上）。9月8日，同时以“诗刊社”名义给受邀评论作者单位发一公函，请求单位支持：“与会者的差旅费、补助费、住宿费概由本单位报销”；又以“《诗刊》编辑部”名义，给评论作者发一邀请函，告知“为了研究当前诗歌创作中的有关理论问题”，准备召开一次讨论会，并出了几个题目，“特别希望围绕近期报刊上的讨论文章，就诗歌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准备意见。随信附近期讨论文章简目，仅供参考”。“参考文章”列有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沙鸥《当前新诗的几个问题》、杨柄《汉语诗歌形式民族化问题探索》、孙绍振《诗与小我》等9篇文章，以及“《福建文艺》1980年2到8期关于舒婷诗的讨论、《诗刊》1980年8、9两期《问题讨论》专栏”，均注出处，不及印发。“参加座谈会的名单”（打印），有“外地”、“北京”、“刊物代表”，也由评论组推荐。会议期间，还以“诗刊社”名义，打印了“座谈会人员通讯录”（1980.9.25），计有任愫、李元洛、金波、何砚平、杨杰、郑乃臧、黄益庸、雷奔（宋垒原名）、吴思敬、丁芒、严迪昌、张同吾、罗沙、丁力、杨匡汉、易征、孙绍振等24人。讨论会的具体情况，由吴嘉（家瑾）、（朱）先树写了报道《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诗刊》1980年第12期），不再重复。报道中的与会名单少了“通讯录”中的江苏省清江市教育局的杨杰—答应参会而终未到会，故只有23人。 到了年底，1980年12月4日，评论组又以“《诗刊》编辑部”名义，起草了一份会议邀请函，经吴家瑾修改、康世清打印，于12月6日发出，12月12日在北京新侨饭店602会议室，“邀请部分报刊诗歌评论编辑”，“就如何加强和改进《诗刊》评论工作问题举行座谈”并“就下列问题提出宝贵意见。1、今年《诗刊》评论工作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2、开展诗歌问题讨论，在当前探讨些什么问题？3、《诗刊》应怎样加强诗歌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论？”请了高洪波（《文艺报》）、刘锡诚（《文艺报》）、杨兆祥（《人民文学》）、徐刚（《人民日报》文艺部）、晏明（北京出版社《十月》）、刘岚山（人民文学出版社）、马立诚（《中国青年报》文艺部诗歌组）、王恩宇（《工人日报》副刊部）、韩嗣仪（《光明日报》文艺部）等十几人。那时编辑部，包括评论组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编辑必须广泛倾听读者、评论作者、诗人、报刊编辑的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方能办好《诗刊》评论。1970年代出版部门有个口号，响遍全国，叫“开门办社”。《诗刊》复刊初期隶属于出版事业管理局，自然接受了“开门办刊”的做法。编辑部不仅多次开会，而且每回出差，都有收集、听取读者意见的任务，确实受益匪浅。 “邵文”说：《问题讨论》“以后每期刊发讨论稿，都是大体上不同意见一半对一半（当然在讨论中也并非截然两家，见解也不免互有渗透）。表明编辑部组织讨论不求定于一是”26。《诗刊》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初期的确如此；后来，发展到“三个崛起”论的争鸣，评论组也秉承领导意图，一直努力争取做到平等讨论，以理服人。1981年3月号发表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时，值班副主编邹荻帆亲自加了《编者按》：“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诗歌的作者、评论作者和诗歌爱好者，在前一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这对于提高诗歌理论水平和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都将起积极作用。”1981年3月2日在诗刊社全体“碰头会”上，荻帆特意指出：“3月号发了孙绍振文章，可能会有各种反应，大家可以做些说明：编辑部加了《编者按》，是编辑部意见，不是值班的哪个人的意见。以后还要发些文章，主要讨论、批评他的一些错误观点。”主编严辰在1981年9月29日下午的会上说：“福建省宣传部长也和我谈过这篇文章（指孙绍振上文），我说，是学术讨论。最近（《诗刊》）还要发他（孙绍振）另一文章。要他不要紧张，不要给他施加压力。”严辰的话是说给福建省委宣传部的，也是说给诗刊社的。编辑部，尤其评论组在开展学术争鸣的时候，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公正，给争论双方以对等待遇，并且在版面上不做结论，“不求定于一是”。因为我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读者能分是非。但编辑又不是“和事佬”，而应有自己的倾向，亦即导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毫无导向意识的编辑，不是好编辑；如果导向错误，将贻害无穷！这从争论稿件的先后编排和编者按语中即可发现编者导向的蛛丝马迹，更不要说编者所写的文章了。《诗刊》的这种做法，符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讲话精神。我未直接听到贺敬之的有关讲话或指示，而是在1982年12月30日听邹荻帆“传达贺敬之同志讲话”时知道的，大意是：“对思想（理论）上、创作上的不良倾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方法进行讨论甚至批评。……讨论是人民内部、革命同志内部探讨问题，对事不对人。容许不同意见出现在版面上。但还是有原则是非的，不是无倾向性的。……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扩大。但不能不承认，要引导青年。”传达与记录或许不甚准确，但基本精神应该大致没错。35年后读来，贺敬之同志的这个讲话精神，我还是认为正确无误、充满科学精神。 1981年4月号《诗刊》编发了领导组来的程代熙的争鸣文章《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孙绍振同志给编辑部来信表示，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但他‘并不心服’，‘准备进行全面反击’（大意）。当时，讨论的基本倾向，应当说是健康的。可是，某些争鸣文章也有点儿失去分寸，‘火药味’较浓。而且，由于批评文章较多，又过于集中，孙绍振同志逐渐感到了精神压力。评论组认为这不正常，便向荻帆汇报。于是，他授意分管诗歌理论稿件的朱先树给孙绍振写信，予以宽慰，请孙绍振不要紧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诗刊》照发不误。遗憾的是孙绍振一直未寄答辩文章来。我们反而听到更糟的消息：由于周围的同志产生误解，孙绍振的压力有增无减，甚至受到不大公正的对待。这时，荻帆又要朱先树以编辑部名义起草一份公函，说明关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争论，纯属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孙绍振如果愿意，还可以进行答辩，希望能予理解（大意）。”27这封公函，现已找到，原稿为朱先树笔迹，丁国成用红笔修改，而后打印加盖公章发出： 福建师大中文系总支并党委： 你校孙绍振同志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我刊发表后，在诗歌界及文艺界引起了一定反映，据说孙绍振同志本人感到有一定的思想压力。现在我刊就他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完全是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的性质，希望能借以促进诗歌界、理论界的百家争鸣，以提高理论水平。请你们能对孙绍振同志进行解释并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不必为此有所思想负担，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也还可以继续写文章申辩自己的观点。 谢谢你们的热情支持！ 致 敬礼 诗刊编辑部 四月二十二日 可惜公函未注明年份，据笔者和朱先树回忆，当是1982年。严辰在1981年9月29日前即已听到孙绍振有压力的传闻，故向福建省委宣传部做过解释，请求理解；到了次年可能压力更大，才有发去公函为之减压的必要。这充分说明，《诗刊》编辑部对这次讨论性质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不赞同孙绍振文中某些观点的倾向也是比较清楚的，对参与讨论的评论作者也是负责任的。对于“三个崛起”论的批评，作为学术讨论，完全正确，目的在于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因而当吉林省批评“三个崛起”论者之一徐敬亚有些过分时，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特派李正忠专门赴长春，向省委有关领导做情况说明，并对徐敬亚加以保护。实际上，“三个崛起”论虽不等同于政治，但的确涉及到文艺的政治方向和马列理论问题，必须予以澄清，不能听之任之。 遗憾的是，直到2015年12月2日，《光明日报》还发文章，说孙绍振“1981年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成为阐释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的美学追求的重要文本，在当时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为学界瞩目”，大捧孙绍振为“一个逻辑美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娴熟地运用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同时又加以发展、创造、化用”。倘真如此，孙绍振当年何以会感到精神压力？“社会反响”、“学界瞩目”云云，似乎全是正面肯定与褒扬，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殊不知，“三个崛起”论当时遭到社会舆论几乎异口同声的批评，否则，《诗刊》何必要给孙绍振所在学校发公函，要对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做说明、解释？这岂非多此一举！至于“青春诗会”和同样涉及“三个崛起”论的“重庆诗会”，我在《柯岩与〈诗刊〉》中已有详细记叙，故不再重复。 2017年3月18日初稿 2017年4月16日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