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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诗刊〉创刊60周年大事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中，拜读了老诗人邵燕祥的大文《跟着严辰编〈诗刊〉》1。读罢引人忆旧，深受启发，但也觉得有一些不尽完整、完善之处。我是1976年4月初从版本图书馆“借”到《诗刊》，后来由“借”而“调”，进入“诗刊”，一直负责评论工作，先任副组长（组长杨子敏），后任组长、常务副主编，直到1999年底退休。退休后，又被返聘编“旧体诗”专栏一两年。由于亲身经历，我对《诗刊》这一阶段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现据我的工作记录和亲身经历，对“邵文”做些补充、订正。 “邵文”说：“严辰要调我到《诗刊》的意向，得到新来两位副主编邹荻帆、柯岩的赞同，也得到正在筹备恢复中国作协的张光年、李季的支持。我正想离开广播局，但调令来时广播文工团压着不理。李季找了时任广播局副局长的李连庆，没解决问题。柯岩说《人民日报》记者顾雷认识新到广播局的工作组长张策，托张策帮忙，一个电话就放人了。”2我在《柯岩与〈诗刊〉》一文中所写内容，与此稍有出入。关于此事，我是这样写的：“柯岩最先举荐的是邵燕祥，并为此作了最大努力，这是诗歌界不少同志都知道的。1970年代末，燕祥的‘右派’问题尚未平反，柯岩就建议中国作协把他调来《诗刊》担任编辑部主任。经领导同意后，她向燕祥所在原单位多方争取才得实现。”3 我的文章依据的是柯岩口述的内容。2008年7月3日上午，我应贺老敬之相约，去三里河南沙沟他家中，听他谈对《诗国》创刊号的意见。其时，柯岩右眼白内障手术不久，刚刚恢复视力。我特地到她卧室拜望。柯岩亲口谈了邵燕祥调来《诗刊》的前后经过。“她说，邵来《诗刊》，是她建议调来的。邵曾写信给她。调邵来时，‘右派’问题还未平反。”4但调邵燕祥到《诗刊》遇到两方面的阻力：一是中国作协领导张光年不同意；二是燕祥所在单位不放他。时任文化部副部长（1977年末起）的贺敬之得知情况后，陪同柯岩去找主编李季5，得到支持；并且，贺敬之还到《人民日报》去找认识广播局领导的顾雷帮忙。顾非常热情，说：“我不认识邵燕祥，就凭您贺敬之的意思，这事交我办了！”与此同时，柯岩亲到广播局，与其领导当面商谈，又耐心说服中国作协领导，才将邵燕祥调到《诗刊》，决非“严辰意向”和“一个电话”那么简单。“后来，主编严辰（生于1914年）要‘离休’，中国作协准备让柯岩担任《诗刊》主编—计划是让她先当《人民文学》主编，中间过渡一下，然后再到《诗刊》。她说：‘老贺（敬之）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80.8），我不宜去当主编（按：《人民文学》《诗刊》等主要人事要经中宣部宣批备案，贺敬之在中宣部分管文艺）。’随即她向中国作协举荐燕祥接任《诗刊》主编。可是，当时中国作协领导张光年等都不同意。好事未能成真，她对此又秘而不宣，以致引起误解。”6二次举荐，阻力更大。由于“1957年的右派”问题是妨碍邵燕祥调动的主要口实，背地里一些人（包括个别领导）都戏称邵燕祥为“五七战士”—借用“五七干校学员”的通常称呼，我就听到过不止一次。 “邵文”又说，“一九八一年初夏我成了副主编”7。这可能是邵燕祥记忆有误—1980年1月他即已正式担任《诗刊》副主编。但中国作协领导宣布党组决定则比较晚：1983年5月19日“全体会议”，《诗刊》已从安定门外小关绿化队搬回虎坊路甲15号，严辰主持，他开口就说：“好久未主持会了。今天一定要主持这个会。”因为要请中国作协领导朱子奇同志“来讲讲《诗刊》的方针、任务和领导班子改革”。接着，朱子奇就把中国作协“党组决定宣布一下，主编：邹荻帆，副主编：柯岩、邵燕祥”。《诗刊》编委也做了调整。新任主编邹荻帆在1983年7月1日下午全体学习会上传达：“直到前天（按：即6月29日），书记处、党组通过了编委名单（‘两个多月前已讨论上报’）。原来编委13人，有3位不再参加《诗刊》编委。”即赵朴初（全国政协副主席）、朱丹两人因身体欠佳，张志民已转任《人民文学》编委，均不再担任《诗刊》编委。“另外增加了8位，有3人是编辑部内：吴家瑾、杨金亭、丁国成；外面5位：朱子奇、公刘、流沙河、鲁藜、赵恺，一共18位。编委责任，根据作协党组意见，一是评刊，二是建议，对刊物有什么意见、建议，三是组稿和写稿。它是指导机构，不是领导机构。《诗刊》在作协党组领导下直接负责。”1983年7月11日，在北京新侨饭店604室召开《诗刊》新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仍由严辰主持，中国作协领导张光年宣布新编委会名单，并且首次颁发《聘书》：臧克家（顾问）、严辰（顾问）、邹荻帆（主编）、柯岩（副主编）、邵燕祥（副主编）以及编委艾青、克里木·霍加、阮章竞、李瑛、田间、公刘、流沙河、赵恺、鲁藜、朱子奇、吴家瑾、杨金亭、丁国成。而后张光年说：“明确它是指导性机构。作协聘请有贡献、有威望、有影响的同志组成编委会，经常帮助、指导，出主意，大力支持刊物，是一个指导会、后援会，成为刊物的后盾。这样更切合实际。”老诗人编委艾青讲话一向幽默风趣，他说：“‘朦胧诗’，有人说我反对；我并没反对，只说过‘朦胧诗’可以保留，但是不能捧得太高，现在我变成反对‘朦胧诗’了……有人要送我进火葬场（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也没人起来保卫一下！送火葬场总有个原因吧？我只讲过，《生活》：‘网’。不可理解。我只讲过这么句话，惹出这么大乱子！”与会其他编委，大都发了言。本人忝列编委，随之而蒙张光年谬奖，深感有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