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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邵文”说：“在解放思想的大题目下，尺度稍有放宽，诗的题材、风格、手法上就呈现多样化的尝试。这在当时难免遇到质疑，像对艾青《绿》：‘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泛化到一切山河草木都是绿墨水染成，有读者表示不理解，解释开就行了。而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质疑，就没有这么简单。”8 是的，“随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了，外国的各种文艺思潮和诗歌流派一涌而进，给了我国新诗以较大冲击。一些诗人，尤其是青年作者，开始进行大胆的艺术探索，学习乃至模仿西方的表现手法，写出了一些被认为有点古怪的诗作，广大读者感到陌生，以至于惊奇，读不大懂，甚至完全不懂，产生一种拒斥的阅读心理。”9而此时，“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的来稿，一个时期以来有增无减，这是对我刊工作的支持。”10正如邵燕祥所说：“这时《诗刊》社每天的来信来稿从一麻袋增加到两麻袋，自发来稿中不乏血泪凝成的篇章。”11曾有一位编辑，由于看稿拖拉，最后在其办公室内竟然积有八大麻袋所分来稿未能处理！这成了社内的一段奇闻趣事。随着来稿增加，质疑自然更多。这对编辑、诗人（包括著名诗人）以及诗论家都是一个挑战。顾工就曾为此撰文《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他说：“我越来越读不懂我孩子顾城的诗，我越来越气忿……”并“向他发出一连串弹雨般的训斥和质问”，但顾城“却早已不是驯服的工具，他开始为他的诗，为他们这一代的某些诗，展开激烈的辩护：‘我是用我的眼睛，人的眼睛来看，来观察。’……‘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你们那一代有时也写“我”，但总把“我”写成“铺路的石子”、“齿轮”、“螺丝钉”。这个“我”，是人吗？不，只是机械！’……”12顾工说，他对儿子顾城“的确也‘引导’过”13，“但，看来我在节节败退”；“看来和我相似的同代人在节节败退”14。真如公刘所批评：大有“借谈诗吹捧自己的儿子”15之嫌。顾工的文章很有代表性，提出了一个在1980年代极其典型、且有巨大争议的实际问题：对于“古怪诗”及青年作者要不要“引导”？如何“引导”？不知邵燕祥对此有无异议？但他似也赞同“引导”，1980年6月14日他就曾说过：“以后还可争取上一点（‘青年作者稿件’），这也有利于引导这一群青年逐步从‘地下’走向‘地上’。”如其文末所说：“实现了参与把中老年诗人从遮蔽中接引归来，把‘地下’的诗人和更多青年作者推到阳光下的初衷”16。 《诗刊》当初举办“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即“青春诗会”，尽管并未直说“引导”，而只讲“学习写作”（柯岩1980年8月4日；严辰1980年12月1日）17，培养青年作者，但在编辑部内，似乎都很清楚，既由编辑面对面地为他们谈诗、改诗，“又请文学界老前辈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冯牧、李瑛、袁可嘉、蔡其矫（当时在京的福建老诗人）、高莽（翻译家）以及主编严辰等畅谈中外诗歌和创作经验，给青年作者以正确引导。严辰、柯岩还具体分工逐个辅导作者”18。这好像不是什么秘密，不知何以变成邵燕祥“直到三十年后”“才在”柯岩1983年10月“重庆诗会”期间的“长篇讲话”中“找到谜底”：“坦白地说，是想加以‘引导’的。”19 据我理解，所谓“引导”，对于报刊媒体来说，就是一种“导向”。《诗刊》作为国刊，理应坚持正确导向，即把包括青年作者在内的整个诗坛引向健康的创作道路。由于“引导”含有一种居高临下、倚老卖老之意味，编辑连同正副主编，尽管肩负“引导”重任，却不宜以“引导”者自居，因而当时有意无意回避“引导”一词，完全可以理解。本来，中国作协那时就布置过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要任务。1979年12月22日，在张僖主持的中国作协全体会上，李季讲过《1980年工作计划要点》，其中就有“加强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设立青年作家委员会，恢复文学讲习所（按：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在此之前，可办（青年作者）学习班、讲习会”等内容。而且，中国作协还要“和团中央夏天联合召开第三次青年作家会议”。《诗刊》领导努力完成中国作协制订的工作计划：1980年4月号即编发了《新人新作小辑》，刊发了张学梦、孙武军、周涛、顾城、王小妮等15人的作品；7月所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亦即首届“青春诗会”，10月号集中推出；11月号又编发了《青年作者七人集》，刊发了骆耕野、骆晓戈、周志友等7人的作品。这都是积极执行中国作协交给的工作任务。事过3年，柯岩重提首届“青春诗会”，直言“引导”，符合她的坦率个性：光明磊落，直来直去！ 实际上，当时对于“引导”就有不同看法和做法。比如对顾城，公刘较早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要对顾城加以积极“引导”；顾工也写了文章《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表面批评顾城，实则“吹捧自己的儿子”，拒绝或消极“引导”。宋垒早在1980年4月4日《诗刊》编辑部召开的“诗歌评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曾说过：“现在有的青年人有才华，但有缺陷，要引导，要注意新人新作的推荐。”到了1983年7月11日《诗刊》新编委会第一次会议时，田间编委说：“《诗刊》应当引导，不要迎合，要分清什么是引导、什么是迎合。百花齐放，不可抗拒，但要有所提倡、有所反对。”流沙河编委也说：“应当引导这些人。”作为副主编兼编委，邵燕祥身在会中，当是亲耳所闻。《诗刊》领导听取诗人、编委、读者意见，“引导”青年作者，似乎不是什么“谜底”？当然，连同顾城在内的首届“青春诗会”的一些青年作者，“在会外就被‘崛起’者们‘引导’了去”20，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后来青年诗作中的不良倾向恶性发展，从朦胧陷入晦涩，由低沉滑向阴暗，连“崛起论者”自己都大呼“失望”。这难道不是他们推波助澜、错误“引导”的结果吗？自然，《诗刊》“引导”不力、效果欠佳，这也“是我们的失职”21，不能完全辞其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