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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近代梁启超等人发动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便开始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转型，文学创作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格局，开始把大众的欣赏水平、欣赏趣味考虑在内，强调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强调白话文学的价值。在梁启超等近代先驱那里发展起来的具有民本色彩的文学观念，被稍后的五四新文学继承了下来。走通俗化、平民化道路，让文学面向大众，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曾经是五四文学为自己设定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然而，除了通俗化、平民化道路之外，五四新文学还有其他的目标。在五四文学展开的过程中，文学家们实际上常常不得不在表现与再现、欧化与民族化、审美与功利、知识分子的文学趣味与大众的文学需要等对立的文艺立场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直接导致了五四新文学在1920年代中期之后的分化。 种种情况表明，近代以来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人人平等、人道主义、普遍人性等观念为依托的文学通俗化、平民化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十分脆弱的，能够达到的深度也十分有限。要把现代文学的通俗化、平民化道路坚持下去，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资源。 1920年代中期以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纷纷抛开之前的以个性解放为诉求的文学立场，提出要向着大众“开步走”，以大众为表现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然而，他们所说的文学大众，许多时候只是被简化成了“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这样只存在于书本中的抽象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独特而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现实环境，以及中国文学生长于其中的独特的文化传统，他们实际上是缺乏深入了解的。最终，他们的“革命文学”理论也就只能流于盲目与空洞，不仅受到中国自由主义文学阵营的强烈反对，也为鲁迅、茅盾等倾向革命、倾向进步的文学家所质疑，更难以对真正的工农大众产生实际的影响。 因此，1930年代过后，当中国的“左翼”文学已经有了一段自己的历史之后，怎样使它既保持革命性，保证其在理论与实践上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及现代性的精神关联，又能够真正走进劳苦大众的生活，帮助他们改变自己被压迫与被奴役的命运，同时还能够遵循艺术规律，创造出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中所阐释的“人民文艺”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引导的延安文艺实践，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最为现实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