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批评与学者批评 从近年来诗歌批评的主体身份来看，可以分为诗人批评和学者批评两类。诗人同时进行诗歌批评当然有其不可替代之处，他们有创作经验，深知创作的甘苦，对于诗歌的理解与阐释可能都会有独到的地方，但是诗人批评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其中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诗人自己来写诗歌史、诗歌评论著作，比如钟鸣的《旁观者》、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杨黎的《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等。其中包含了作品、评论、日记、书信、照片、访谈等，篇幅很长，有的达到上百万字。这样的作品反映了诗人的文学史情结和焦虑，所谓“强行入史”，强行进入诗歌史，也包含了对于学者、研究者的不信任，故而他们要自己动手、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时间的修辞中凸显自己的位置和重要性。这样的作品保留了丰富的、毛茸茸的细节和原生态的一些东西，是一种见证式、细节式、做加法的文学史，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应该看到，其对于材料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很难保证一定真实和准确，其论说与评价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对自我的美化和神圣化，难以完全摆脱为自己“加冕”的嫌疑，这些作品作为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来看待的话是需要进一步的辨识和审视的。诗人批评中这样的现象虽然看起来是个案和特例，但实际上也有其普遍性。当今诗歌界的圈子化现象非常明显，诗人批评同样如此，以圈子、友朋之间的亲疏远近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有的甚至演化成了敌/我意识，对于朋友，哪怕写得不好或者不那么好，也会进行猛烈的夸赞，对于不是朋友甚至是对立圈子的诗人，那就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哪怕其写得很好也可以视而不见甚至进行猛烈批评，其中的主观化、情绪化的倾向是比较普遍的。 另外一种是学者的批评。学者的批评按道理应该比较中立，更为客观和理性，但是现实情况也不尽如此。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文学批评很难完全摆脱人情因素的影响，对于诗歌批评尤甚。由于诗歌界分化为一个个的小圈子，诗人与诗评家之间往往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本身就是双重身份，如此难免影响到诗歌批评工作的独立性。甚至不客气地说，现实中一些学者、诗评家的批评已经成为了一种寄生性的写作，成为了评论对象的无原则的鼓吹者和利益代言人。学院早已不是象牙塔，学者的批评也并未显出真正的专业性和学理性，恰恰相反，人情批评、面子批评和红包批评等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在面对诗人个人的评论时尤其明显。 如上所谈的许多诗歌批评可以称为友情式、交际式的批评，严格意义来讲它们并不是“批评”而是“表扬”，是诗歌同人或者诗歌圈子内部的道贺、鼓舞、互相取暖甚至互相吹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诗歌批评可能是缺席、缺失的，普遍性、大面积存在的是诗歌表扬。真正写得好的诗人诗作当然值得表扬，但是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写作值得表扬，恐怕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更重要的，这种表扬的背后可能是有利益关系的，这个利益不一定是直接的金钱，也可能是友情、友谊、人际关系等，因为它们也可能是利益的变身，可能转化为利益。当然现实中也有一些的确是诗歌的“批评”，一言不合就“开撕”的也有很多，尤其是在诗人之间。但是这种批评绝大部分可能只是情绪发泄、党同伐异，真正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深入讨论诗学问题的极少。故而，总的来看，当今的诗歌批评生态恐怕难称健康和理想，其情形的确不容乐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