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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曾在新中国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阅读记忆。她于1953年7月创办。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20世纪30年代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当时定名为《译文》，并由鲁迅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担任首任主编。1959年，刊物改名为《世界文学》，以一定的篇幅发表中国学者撰写的评论。“文革”期间曾一度停办。1977年恢复出版。茅盾、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余中先等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曾先后担任主编。周扬、郑振铎、洪深、姜椿芳、董秋斯、曹靖华、萧乾、丽尼、萧三、冯至、邹荻帆、楼适夷、包文棣、孙绳武、杨周翰、王佐良、罗大冈、戈宝权、卞之琳、季羡林、吕同六等文化名人担任过编委。 自创刊起，《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众多优秀外国作家、作品。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梅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杜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世界杰出小说家和诗人及其作品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20世纪70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惊喜，多么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审美上的新鲜和先进，心灵上的震撼和滋润，加上唯一的窗口，让《世界文学》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也让《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视作理想的文学刊物。 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文艺》《译林》《译海》《中外文学》《外国文学》等外国文学刊物涌现时，《世界文学》不再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唯一窗口，而是众多窗口中的一个。当唯一成为众多时，《世界文学》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优势？事实上，《世界文学》前辈们已经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如果让我稍稍总结一下，我想基本上有这些经验：第一点，编辑的素养和能力。《世界文学》的编辑一般都既要有研究能力，也要有翻译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研究型和创作型相结合。有了这样的编辑队伍，也就能做到第二点，选题的深入、精准和权威。由于编辑都能掌握和研究第一手资料，同时又背靠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不少专家的支持，因此，《世界文学》的选题大多是在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就这样，我们最先译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赫尔塔·米勒、艾丽斯·门罗、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伊万·克里玛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外国作家。而选题的实现，又需要第三点，也就是一支优异的译作者队伍。总之，有一流的编辑，一流的选题，一流的译作者，刊物自然而然也就是一流的。 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见能力，应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该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学刊物还应该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将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当唯一成为众多时，如果能做到这些，一份刊物就会保持它的权威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就会起到引领和照亮的作用，就会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目光，就会在众多中再度成为唯一。当唯一成为众多时，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些，会有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