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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文学原型与母题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什么是陈忠实确立的现实主义法度？按照我的理解，作为一个可以成为经典的文学文本，除了自身具有可以经得起反复阐释的经典性，还要具有可持续再生的原型或母题意义。 《白鹿原》意识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儒家。具体到西安及其周边，则把儒家文化发展成一个关中学派，并衍生出《乡约》等规范，以条文教化民众，对人的行为规范得非常具体。正是这些东西结构着人的心理和心态。而小说中的“白鹿原”是陈忠实的桑梓之地。他所写的20世纪前50年，原上原下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可能只有1%，大部分都是文盲。文盲的文化心理结构跟乡村的中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却接受了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些约定俗成的礼仪和审美标准，支撑起自身的心理结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白鹿原》既可以“摆脱”特定时代政治对文学的规约，也使得小说的现实主义“写真实”不只是写20世纪前50年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土地上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瘟疫事件，如西安的辛亥革命、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刘镇华围西安，等等。这些事件之所以被写，包括小说涉及的白鹿原上国共两党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是因为这些事件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当代”影响并改写着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规约下的“人”。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冷先生和他们的下一代，以及没有被他们这个家族网络所牵扯进来的白鹿原上的芸芸众生，像田福贤、田小娥等等，他们共享着一个“文化”。在那个时代，他们或被文化规训、收编成为文化的传人，像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和年轻一代的白孝武；或反抗文化对他们的压抑成为文化的叛徒，像黑娃、田小娥、白灵、鹿兆鹏、鹿兆海和白孝文；或者征用文化为自己所用而成为文化的投机者，像鹿子霖。 文化跨越具体的政治信仰、阶级阶层，几乎笼盖所有。《白鹿原》触摸到的“一个民族的秘史”，正是这种文化制约下的“心灵史”。而且，我们身处的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转型时代，变动不居的文化带来了人和人性的变动不居，写“文化”的人将为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的刻画带来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和此前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符号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文化的人”不同，《白鹿原》是从阅读史志和走访见证人出发的生命体验的结果。这种田野调查不是预设了观念的“主题先行”，而是寻找生命之间的对话和共鸣，朱先生和田小娥就是如此被想象出来的。不只是陈忠实，几乎所有成功的当代的长篇小说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田野调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