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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什么造成了鲁迅的丰富？ 王彬彬:两个原因。 一个是鲁迅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说，越是好的文学语言越有暗示性。古代诗人里，白居易为什么比不上李商隐？因为他语言直白，暗示性比较少，往往只有一个意思。而鲁迅是个语言大师，语言感觉非常好，他的遣词造句是有巨大包容性暗示性和多层次性的。 还有就是他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写文学作品不是把一个事情想明白了再写，如果想明白了就没必要写小说了，去写论文就好了。有时恰恰对生活对社会有某种困惑和迷茫，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困惑和迷茫，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家。鲁迅的好多小说都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可供阐释的空间。一般文本都有表层故事，如果表层故事都读不懂而要研究鲁迅，那不是胡扯吗？ 记者: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资料被发现，新一代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质疑鲁迅的观点，特别是他对日本的态度。证据之一就是他的日记里没有记录和日本有关的大事。你怎么看？ 王彬彬:“九·一八”以后，鲁迅当然写过相关的文章。《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不都是在说抗日问题吗？批评当时一些年轻人的草率轻薄的言行，说这样是不行的。黑龙江的马占山抵抗日本，上海热血青年组成“青年援马团”，宣称要步行去东北，而且只穿一件夹袄。鲁迅就说了，现在有铁路，为何要走着去？东北很冷，为何不多带点衣物？鲁迅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戏。结果被鲁迅说中，他们在常州玩了一圈就回上海了。 鲁迅对于中日关系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他对双方都很了解，而这种看法，几句话是说不清的。但是他说过一句非常有价值的话：什么时候中日之间能够真正和平？只有中国力量和日本力量真正对等的时候。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这是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的。 至于鲁迅的日记，鲁迅日记的特色就是从来不记国家大事。他的日记都是琐事，收到谁的钱，还了谁的钱，跟谁一起吃饭，买了几本书。这是他写日记的原则，不对大事发表意见。他觉得，日记没有必要记大事，大事都在报纸上了，日记是记私事备查的，不记会忘。他的日记主要功能是备查。比如借钱。是备忘录。鲁迅在北京时期是经常借钱的。到上海就不需要借了。 我20年前就关注过这个问题。一一对照过。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这么个人。包括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大事，也一笔带过，包括与周作人，闹那么大的事，也就“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就完了。 记者:这个有点像红学研究。研究到现在，要有新发现新观点新角度很难，为了做出成果，只能不走寻常路。 王彬彬:对。一方面，关于鲁迅的阐释已经很多，要有新意不容易，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不仅仅是发现新史料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主体跟研究对象的碰撞，在这样一种碰撞中产生出新理解。这里面，对研究主体要求很高，有没有资格能力与鲁迅产生碰撞，这很重要。你面对这样一个对象，不能老是抓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但是今天有人就是这么做，这是一种学术生产，也没什么奇怪。因为鲁迅的资料太多，随便搞一下就是一篇文章。 记者:很多青年学者还是对鲁迅很有兴趣，经常会引用鲁迅的语录。你自己也带了很多学生，也接触很多青年学者。你对于他们研究鲁迅有什么建议吗？ 王彬彬:鲁迅研究，我一直认为，对研究者的要求蛮高的。要研究鲁迅，首先要清楚鲁迅是不是一个适合你研究的对象。比如你自己首先要是一个语言感觉很好的人，不然你不可能真正去欣赏鲁迅。因为你感觉不到他语言中的内涵。还有就是鲁迅研究领域已经被弄得很乱，很多史料都是有问题的，要经过各种考辨，不能拿来就用。现在你要写一篇骂鲁迅的文章很容易，一大堆文章；要写一篇歌颂的也很容易，一大堆资料。但很多的回忆、说法都是靠不住的。要进入这个领域，对于大的状况要有了解，要知道对于资料的运用要特别小心。 研究鲁迅，首先应该尽可能地直接面对鲁迅文本。我们首先应该明确，鲁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忽视了这一点，不对他文本的丰富性有深入的体味，就在外围的一大堆堆积如山的史料里东找一点西找一点，很容易，但也很扯淡。 而且我反对一个人只研究鲁迅，或者只研究一个作家，一个问题。这样一定研究不好鲁迅。当然你可以在一些史料问题上做得很深，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做得很好，但是视野会狭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