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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巴金说，一个优秀的编辑不在于发表名家的作品，而在于是否善于发现新的作家。《收获》曾大力推出先锋派作家群，如今在发现文学新人、推动新的文学思潮出现等方面，《收获》有些什么举措？ 答：培养新人是《收获》一贯的办刊方针，八九十年代是这样，进入新世纪仍是这样。随着文学生态的变化，我们的视野更涉及网络上出现的新人。像安妮宝贝、七堇年、张悦然等青年作家，都把她们的力作给我们发表。10多年里，我们常常在每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青年作家专号，2014年我们用两期的篇幅推新人新作，阵容不仅以80后为主，还包括90后的作者。2014年金秋时节，我们把这些青年作家请到上海，召开首届“收获论坛”，请年轻批评家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帮助这些写作者把握文学大势，提高写作技艺。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文学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问：也有论者认为，如今的《收获》缺少了曾经的锐利、现代和先锋，已然不是以前的《收获》了。对此你怎么看？ 答：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发生了变革，一批年轻作家借鉴世界现代文学的共有财富，大胆实验和探索文学的各种手法，《收获》因为巴金先生任主编的特殊地位，在实际掌门人李小林的主持下，以敏锐的嗅觉，在1986、1987、1988连续三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专号。当时我是责任编辑，在全国范围内组稿，作家马原也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当时的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和苏童就是那三期专号中的主将。除了这两位，还有王朔、余华、马原、北村、孙甘露等一批优秀作家。那几期专号日后被理论界命名为“先锋文学”，而对《收获》来说，就是推新人，我们没有打任何旗号。所以，作家李锐说“《收获》是一座沉默的大山”。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年轻一拨的李洱、韩东、东西等也是从《收获》走出去的。我个人以为，《收获》没有变，可以说是不改初心，我们的理想就是把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读者。 问：新世纪以来，文学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大势，你有怎样的观察？ 答：如你所说，进入新世纪，文学遭遇了一些困难，文学的困境，大概表现在文学边缘化的速度加剧；文化断层悄然出现，年轻人缺乏历史记忆；作家的写作，经营的成分多了，对思想疆域的拓展与对文本探索的冒险精神少了。 但另一方面，放在更宽广的视野里看，新世纪的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蓬勃发展。网络IP产业化，类型文学中以科幻小说为代表，取得很高的成就。所以我以为，中国文学要走向未来，要有所作为，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整合，都不可避免地要酝酿一种变化。未来的文学将是开放、多元的。一种更丰富、更多元、信息量更大的文学形态，将替代过去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这种文学形态具有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后现代性、幻想性的特点，而幻想元素是其中最重要的，因为它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生命。幻想写作的丢失和缺乏是文学陷入庸俗困境的主要原因。 问：其实办刊物，归根结底是要推出好作品。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你觉得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才能留下真正的传世之作？ 答：作为几十年当代文学现场的见证者，从情感上说，我当然希望这个时代能够留下传世之作，而在这个急剧变化、思想纷杂的大时代里，也理应诞生伟大的文学。但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发生的，传世的作品需要时间的孕育，也只有时间说了才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