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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品格日益凸显 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研究剖析抗日战争。作家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更突出，作品的理性思考越来越深刻。 在《与魔鬼博弈》全书最后一章，作者张雅文在重述那些与战争魔鬼勇敢博弈的人们的故事之后，饱蘸着泪花与悲痛，痛定思痛，发出了自己深切的追问与反思。这是一份“留给未来的思考”，既是留给历史的证言，也是留给人类的忧思录和启示录。作者追诘历史的罪恶，为什么德国能够勇敢地正视纳粹历史，不断地向世界忏悔，日本却在不断抹杀军国主义的罪恶，不断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同为战争罪人，为何却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作者的思考是沉重的、深刻的，也是富于警示意义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正是本书高远的立意所在。“切记，不要奢望他人的自省，更不要奢望他人的仁慈，要永远铭记，生存之法则：弱肉强食！强大是生存的最好保护！”——这是一位出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的长者的殷殷瞩望，也是一位勇于担当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恳切提醒。 长篇报告文学《根据地》的副标题是“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明确指出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历史、忘了过去、忘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严守纪律，坚决反腐，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与民争利，不和民争食，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因此，《根据地》不仅帮助读者很好地走进历史现场，了解党史真实，更重要的是让今天的领导干部认识和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员和军人的本色。我们的党和军队为何会如此深受群众的拥戴与支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同群众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根据地历史不能忘却，尤其不能忘却和丢弃的是根据地所积累与沉淀下来的宝贵经验和致胜法宝。 呈现罪恶是为了抗拒罪恶，还原伤口是为了反对伤害，回到历史现场是为了不让战争和侵略重演，让和平永驻。何建明始终保持充分的清醒与冷静，秉持一把公平正义的准尺，更如思想家、哲学家一样，对历史往事和人类浩劫进行深入的反思。《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中，作者反思了造成南京大屠杀惨剧的各方面原因。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作者更是尖锐地提出《十问国人》，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点上，引出一个个沉重的思索：中国人为什么汉奸多？我们的民族是否丧失了血性？我们为何总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内耗为什么总比抵御外力强？我们的军队成吗？新一代年轻人应该牢记些什么？还能相信某些日本人的假言假语吗？假如侵略者的屠刀再次举起，我们准备好了吗？这些追问与反思都是从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引申出来，基于历史基础上进行的追索与探诘，是一种可贵的历史沉思。《十问国人》的诘问尖锐而及时，切中了我们民族性格的软肋，也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批判性。 如果说，只有被书写下来的历史才成其为历史，那么，只有经过不断咀嚼、沉淀反思的历史才真正具有价值。《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为读者提供了诸多的新史料、新发现，同时更体现在基于这些新资料新发现所作出的深刻反思。这是一次写在纸上的历史审判与反思。记住历史，不忘过去，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也是作为人民良心的作家的神圣职责。 《台儿庄涅槃》亦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与《十问国人》提出中国为什么汉奸多相似，徐锦庚写到樊建川修建抗战博物馆，筹划建立一个专门的汉奸馆，反思为什么在抗战中有600万中国人在为日本人跑腿卖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省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峻切的现实课题。这种反省对于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也进行了深入的纸上反思。丁晓平提出：原子弹既是武器的政治，也是政治的武器——原子弹绝不仅仅是军事武器，更是政治斗争和外交谈判的重要筹码，它也是一种强悍的政治。作者尖锐地反问：“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吗？”今日反观战争及战后东亚格局，我们不能不对当年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表达发出这样的疑问。作者又郑重提出：“中国，被胜利忽略的盟国”；“‘冷战’：不是战争没有发生，而是战争的样式发生了改变”……如此深入的思考，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是今日中国所必需的一种清醒。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作者也作出了鲜明的判断：除了一部军事战争史之外，还存在着一部外交战史；除了抗击德意轴心国联盟的欧洲主战场外，还存在着东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二战的起点，也是二战的终点。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在刷新后的历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判断，是“新抗战文学”的重要特征。 回顾近期有影响的一批抗战文学作品，我们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区别于以往的抗战文学书写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它标志着抗战题材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抗战文学的品格正日渐鲜明和凸显。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细致分析研究已是文学评论亟需正面的一个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