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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开阔的视野 抗战题材创作，越来越注意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及全景中来描述与考量，特别注重国际视野和第三方佐证材料。有很多文学作品将国外对中国战场的评论评价，作为创作上的一种参考，这当然要归功于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 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这部皇皇六七十万字的著作中，何建明试图理性地还原历史真实。在面对民族和国家史无前例的劫难面前，在无以抑制的大悲恸面前，作家选择了冷静和理智书写与反思。作者既重视受害方发现的各种遗迹、遗物以及亲历者的口述实录及回忆，也重视施害方的自述、日记和追忆，同时还运用了见证者的回忆、记述，力图复原历史，让读者有一种真切的现场感。这种法庭审理案件式的写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是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保真求实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何建明的书写除了如实记录下历史的惨烈和悲恸，呈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酷虐与灭绝人性，更是为了唤醒中华民族这一段用血肉换来的沉重的集体记忆。以史为鉴才能赢得未来，记住伤痛才能免遭再次的伤害。反对侵略、维护和平需要强大我们自己。因此，这是一部提醒国人勿忘历史、警醒中华民族发愤自强的厚重之作。 文本走向细分化 当下兴盛的“新抗战文学”，文本细分现象突出。抗战书写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注、专业。既有大视野的全景式的描述，比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卷本；也有以单一事件或以人物为主，展开深入详尽的叙事和描写的文本，如常芳的《第五战区》、网络作家却却的《战长沙》、余戈的《1944：松山会战》《1944：腾冲之围》、蒋巍的《血色国魂》等。 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视角独特，聚焦二战中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揭开的是鲜为人知的大国外交战历史。作品以慕尼黑会议、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这几次会议的召开为叙事线索，以几大巨头——罗斯福、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等为核心和中心人物，线索清晰，结构鲜明，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内在张力及可读性。 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则重在塑造鲜活的人物。丹麦小伙子辛德贝格具有爱冒险、爱闯荡、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在淞沪会战期间应聘为英国战地记者史蒂芬斯当司机，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南京大屠杀之后，他与德国人昆德一起帮助江南水泥厂建起难民营，保护了数万难民，是一位勇敢热情的国际友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钱秀玲则是一位勇担大义、知恩图报的伟大女性。在比利时村民和百姓需要帮助时，她挺身而出，找到了法肯豪森将军，请求他的帮助。而当德国战败，法肯豪森沦为阶下囚后，她不仅多次前往探望、安慰，更是多方奔走，积极呼吁，希望减轻对他的刑罚。法肯豪森是一位良心未泯、富于正义感的人。身为德国纳粹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他身不由己，但却总是尽己所能去同情和帮助比利时等国的反战人士和无辜百姓，尽量帮助他们逃离死亡的危险。还有拉贝的敢作敢当、大义凛然的性格，绿川英子的忠贞爱情、坚持正义的品格，也都通过作者的生花妙笔得到了展示和表现。 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同样专注于对战争人物的刻画，以9个曾经狂热地参与战争宣传的日本作家作为叙事对象，揭开了鲜为人知的日本“笔部队”内幕。在人物的性格方面，作者特别突出描写了其两面性，每个参战作家都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性格，而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此外，作者采用了清醒的理性叙事，特别注重对事件和人物的评判剖析。正如作者王龙所言，这部小说对军国主义者的描写，一面是杀人如麻，一面又在不断抒情、唏嘘、感伤，悲天悯人，这也正折射出日本民族矛盾复杂的性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