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是什么？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试图回答而又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诗对于我们，就是灵魂，就是精神家园，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的形式。“用生命写作”是许多优秀诗人的共同行为。 诗的最高境界是语言。有人说，诗到语言为止。止，至境也。像《古文观止》一样，读那些古文，你就进入古文的最高境界了。一个诗人调度语言的能力是衡量他才华的尺度，见出他的艺术功底。因此，特别着力经营语言，是诗歌创作有别于其他文体的要点。诗的语言必须精致、美和超越。因为她是艺术的王冠。所以我们讲诗歌创作，除了语言还是语言。 诗的内涵极其丰富，包含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情感、文化、心理等等诸多元素。但归根结底，诗是审美的，是一种美学形态。古人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诗有多种社会功能，但不可以不美。如果不能给人审美的愉悦，那就不能称之为诗。当诗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有无感染力是判断其优劣的标准。如果你的诗让人动容，让人怦然心动，让人莫可名状地产生某种情绪，那么，你就成功了。所以，不论怎么写，激情澎湃也好，不露声色也好，只要有感染力，能感动人，就是好诗。好诗莫过近人情。过分玩弄文字或以哲学方式出之，这与诗的品质是背离的。还是要回到真实，真诚写作。 诗是需要载体的。口口相传，那是民间民歌的一种形式。纸媒、网络，如今，可以发表诗歌的平台越来越多，交流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了。庙堂与江湖、学院与民间，诗的群体十分活跃。对于我们的诗歌繁荣，有利的因素越来越多。中国的文学史，大抵是一部诗的历史。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是以作家和作品说话的。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是人们熟知的。钟嵘《诗品》序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至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就造就了“建安七子”，形成了魏晋风骨的一代诗的气象。我们应当珍惜自己的领军人物，努力扶持青年诗人，团结诗人群体，把所有注意力都用在出作品出人才上，形成“彬彬之盛”的繁荣局面，这才是我们的正业。 李加建、李华等，是川南诗人群落中的主导人物。他们爱诗，读诗，写诗，为诗而努力，在诗歌中实现自己的生命。李加建是有丰富人生阅历和责任担当的诗人，他用他的诗反映历史的坎坷，进行现实的批判，体现时代的进步，实现责任的担当，完成良知的重塑。其精神力量的沉重与坚强是非同寻常的。他的真、善、美的诗观，始终如一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李加建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讲，风格即人。风格的形成是诗人成熟的表现。变而不变，不变而变。他的诗以抒情格调为主，练达而流畅。本真质朴的表达，融会古今的语言风格，娴熟而自然的写作技巧，似乎都在一种“真诚”与“执著”的驱动下得以展现。 无疑，这是当年“归来的一代”的诗人的类型作品，留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最可贵的是，这类作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含泪滴血的内心宣泄，没有丝毫的矫情与造作。时代的进步推陈出新，但“诗贵情真”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李加健沿着他“真、善、美”的道路，在诗的艺术追求上颇可品评。他的《民乐四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如《二胡》：“伶仃瘦削一书生/扶长剑，独对斜阳”，“两弦之间，天地悠悠/漂泊倦了，便/将自己的影子/挂上/客舍的墙壁”。又如《洞箫》：“清直如我者/亦不免感应于/你朱唇轻抿/嘘气如兰”等等。这些诗多托物以言志，不是泛泛的抒情。诗人与物象合二而一，生动形象，富于美感，以乐器的特征造出独特的境界，蕴含着意绪万千，见出诗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