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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散文”在反映现实的同时，继续探寻俄罗斯的出路，既包括对现实问题解决之道的探寻，更包括对俄罗斯民族同一性、俄罗斯民族复兴与崛起之希望的探寻。拉斯普京更加坚定地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拯救之路在于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乡村大地，在于能够使人感受到美妙和力量的俄语语言，在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归宿——东正教，也在于绝不软弱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相比阿斯塔菲耶夫的《柳达奇卡》（1989）中那个从农村走向城市、遭受强暴后自杀的女主人公，拉斯普京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塑造的那个为了维护女儿的尊严去寻求公平和正义的母亲是多么刚烈坚定。叶基莫夫在《皮诺切特》中好像做实验一般让自己的人物实施强权措施，虽然换来了集体农庄面貌的改观，但是却让主人公饱尝被孤立、被误解的滋味。作者对自己的人物持中性的立场，一方面作家显然喜欢自己的人物（读者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强权的人还是令人害怕重蹈覆辙。因为小说发表在叶利钦执政时期，所以特别具有预警的意义。 “乡村散文”的重新复兴是当代俄罗斯作家在面临解体后国家面临的复杂局面的一种精神归宿的寻找，是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歧路口、在民族危机的转折关头进行民族自救的一种方式。俄罗斯人文大学教授、著名俄罗斯文学及文化学学者伊·孔达科夫提出，“全球化理念”绝不意味着对文化民族性与本土化特征的遮蔽。相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文化与人际交流的拓展，“全球化理念”的民族性和本土化特征也会日渐鲜明，忽略了这一点将是对全球化文化认知的重大失误。所以，“乡村散文”讲述的不仅是农民问题，有这样一种说法：“乡村题材是全民族的题材。”“乡村散文”所表现的对象也不只是农村的居民，而且更是作为20世纪充满了复杂性和悲剧性存在的俄罗斯人，是在俄罗斯剧变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它所寻找的也不仅是农村问题的解决之道，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这一点上，“乡村散文”对苏联解体后民众思想的启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尽管启蒙时代以降近200年以来俄罗斯社会与文化发生了沧海桑田般巨变，但被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文学巨匠们接受并独特阐释的启蒙主义思想的精髓今天依然作为这个世界文化大国文明构建与文化建树的主要构成，并成为这个民族在新世纪继续进行文化探索的重要的文化基石与向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