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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玮红（1970—），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肇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对理性觉醒的又一次呼唤。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启蒙的本质及其实现途径。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可见，康德所说的启蒙的本质在于使人从幼稚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在于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而走向成熟需要借助于他人的指引。康德进一步指出，启蒙无须他物，只要自由，是“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法国的孔多塞也在他所著启蒙哲学的经典《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中，把科学看做是人的理性不断改进的工具，宣扬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和所有人的公平正义。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自由，是倡导摆脱无法支配理性的蒙昧而走向自由运用理性的光明。这个自由“不是个人意识的张扬，而是整个人类反对神话和愚昧的自主意识的觉醒”［2］。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论断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启蒙是“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和“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4］。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带来的常常是文化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前进，也许正基于此，启蒙至今没有终结。 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位于两大文明的交界处，无论在历史文化还是在民族性格方面都具有双重性，因此它的启蒙也经历了既与西方相似又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俄语中，“启蒙”一词由“穿过、透过、遍及”这个前缀和“发光、照亮”这个词根组成，顾名思义，就是“把光亮透进来，让光亮普遍照耀”的意思。那么，什么是俄罗斯的光明梦？它追逐这一梦想的过程又有着怎样独特的经历？回顾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可以这样说，俄罗斯的光明梦就在于它对民族解放与振兴之路的求索，对民族同一性和俄罗斯思想的探寻，而它追逐梦想的过程一直伴随着对东方还是西方、民族传统的宗教文化抑或欧洲启蒙文化的选择与斗争、交汇与融合。正是长期在俄罗斯智性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学，如明灯一般照亮了这条启蒙的前行之路。我是谁？谁之罪？怎么办？这一个又一个文学问题推动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性的善恶、道德的含义、自由的边界，这些俄罗斯文学的永恒主题启蒙了一代代俄罗斯人，对这些人类普遍问题的不断探索也彰显了俄罗斯之于世界的特殊使命，促成了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正面形象的树立，极大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化发展历程既表现出茫然失措的惊慌与失落，也具有急于寻找归属感的紧迫与混乱。世界图景的变化导致旧有价值观念的瓦解和整个社会信仰的全面崩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转折关头。正如别列佐瓦娅和别尔里亚科娃主编的《俄罗斯文化史》中所分析的那样：“苏联人过去在两种尺度中生活：现实的和神话的。神话是他生活的动机，这个神话就是：他是世界上美妙的和先进的国度里的公民，这个国家将走向‘光明的未来’。现在知道了这个美妙的未来是不存在的，而原先以为强大的祖国再也不准备保护自己的公民了。”［5］走出苏联文化的空间，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突然长久地无人过问。“何去何从”这个尖锐的问题不仅再次鲜明地摆在俄罗斯民族面前，而且也使每个备受精神创伤的俄罗斯人陷入艰难的抉择之中。这一阶段的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之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作为大变革、大动荡的过渡时期载入史册的，因而在文学理念上突破了统一的世界观而表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思想与审美倾向。苏联时代趋于弱化和隐蔽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从改革以来就日趋激烈化和表面化。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暂时宣告了“西方派”的胜利，然而争论远远没有停止。以对苏联模式神话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元论的解构与颠覆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经过风起云涌的狂潮之后在90年代后期逐步式微，而继承了优秀传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在危机中不断创新，在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与批判反省中寻求着解决民众精神危机之出路。可以说，俄罗斯文学依然承担着启蒙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探求自由道路和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上，继续进行新的尝试与拓展。“乡村散文”的复兴就是这种尝试的一个明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