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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纪念和回顾70年前的那场民族自救斗争，必须将其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中去分析和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西南重读丁玲和肖洛霍夫两人的二战题材小说作品，把两个民族、两个战场、两个作家及其作品对照、比较，进而对抗战文学的价值意义、评价标准进行了反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六) 不能忘却的仇恨与使命 丁玲和肖洛霍夫笔下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战争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文字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面对那些不惧流血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1939年春，年仅34岁的丁玲在奔赴延安两年多，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敌后，创作出了短篇小说《新的信念》。 或许在丁玲的文学大厦里，这部旧作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单薄。但是，当我们翻开早已发黄的书卷，还能从中闻到混合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我们不是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只要你们活着，把鬼子赶跑，大家享福，我就死个把儿子也上算。他虽然死了，我会记得他的，你们也会记得他的，他是为了大家呀！”这就是丁玲笔下的母亲发出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丁玲旧作，不仅仅是为了纪念70年前的那场伟大胜利，更重要的是不能忘却我们民族遭受的苦难，不能忘却拒不认罪的刽子手们欠下的血债，不能忘记老一辈文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作枪的崇高风范，这就是温故知新的意义所在。 丁玲：“到前线去” 丁玲的抗战文学之旅，是从“到前线去”开始的。时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她，迎着西北风，攀爬陡峭的山路，每天都是80里、90里的行军，采访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左权以及普通的战斗员，写出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此时临近抗战全面爆发，也是丁玲抗战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从化险为夷的“冀村之夜”，到“临汾”与129师相遇；又从牺盟会的“马辉”，到“致孩子剧团”，不久再赴前线，到晋察冀边区去，直到“七七”事变周年之后，应该是丁玲抗战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年月，丁玲回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在鲁艺、在解放日报、在霞村，写出了受屈辱的贞贞、入伍的杨明才、在医院中的陆萍、夜里的农民夫妻，《新的信念》就在此时问世，属于丁玲抗战文学第三阶段的作品。随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丁玲经常出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对边区的老百姓和英雄模范以至三教九流，身心都贴得更近，熟悉了解也更全面透彻，不仅写出“十八个”决死的官兵，“二十把板斧”的传奇，还全景式描绘了“129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战斗风貌，同时勾勒出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的侧影、麻塔村的群像、骡马大会的繁荣，构成了一幅“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烟图”，也可以看作是“劳苦大众的风情画”，为丁玲抗战文学之旅的最后阶段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简约叙述丁玲的抗战经历，既对作家在此期间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成就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也是为了加深认识一个毕生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女性作家，在烽火年代走过的艰辛征途和她复杂的心路历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读《新的信念》，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作家所表现的“信念”是什么，新旧差异在哪里，其价值和意义又该如何认识，以及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