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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学的脉络 西方文化中关于诗的认知，可以上溯到荷马。《伊利亚特》开篇即呼吁缪斯女神歌唱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唱他怎样冲冠一怒为红颜，同阿伽门农反目，给希腊人带来无尽灾难。这应是后来柏拉图坚持诗人要写好诗，必先入迷狂，代缪斯所言的滥觞。赫西俄德《神谱》一开篇，诗人也声明他要从赫利孔山上的缪斯开始歌唱，谓缪斯善于赞美宙斯、赫拉、雅典娜、阿波罗、忒弥斯和阿芙洛蒂特等一应奥林匹斯山上神圣。诗歌代神所言、歌唱神祇，按说那是哲学家心目中的好诗。可是哲学自打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以谴责诗歌为其不二使命。这个使命甚至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据狄奥根尼·拉尔修记载，毕达哥拉斯曾经梦见荷马被吊在一棵黑森森的树上，周围盘旋着许多毒蛇；赫西俄德更是被绑在青铜柱子上，蒙受类似炮烙那样的酷刑。诗人何以命运悲惨一至于此?缘由是诗人说谎。这一点赫西俄德本人都坦白得清楚。《神谱》中诗人交代了他神圣灵感的来源。赫西俄德说，有一天他在赫利孔山下放羊，宙斯的女儿众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然后说出这样一段话来： 蛮荒的牧人，寡廉鲜耻只图口腹之欲的众生啊，我们知道如何将许多虚假的事情说得如同真实；可我们明白倘若自己愿意，也懂得怎样讲述真情实事。⑨ 赫西俄德自谓他是听到缪斯们作如是说的第一人。然后缪斯送给他一根橄榄枝，将神圣的声音吹入他心扉，让他歌颂过去和未来事情。缪斯说，你只管吟唱不朽众神的快乐，不过别忘了但凡在开头和结尾，就专门唱一唱我们缪斯自己吧。赫西俄德所言不虚。即是说，诗人可以承认自己说谎。但是此种说谎是为有意识的虚构，它同表征真实是并行不悖的。是以亚里士多德坚决为诗辩护的《诗学》，也不齿于断言“荷马的本领是懂得用适宜的方式来说谎，并且将这本领传授给其他诗人”。⑩ 西方诗学作为一门开始自成体统的学问，其真正开端源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为模仿说。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并不连贯。《斐德若篇》中他鼓吹诗必迷狂为妙，但是《理想国》卷十等篇章中，我们更多领教的是他严词谴责，判定诗一方面因模仿而远离理念或者说形式本因，一方面因说谎而道德沦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分门别类的诗学研究系统著作，没有提及柏拉图的名字，但是通篇笼罩了柏拉图的影子。亚氏将模仿定义为人的天性，指出我们是在模仿中求知，而且在模仿中得到快乐。这虽然不过是在柏拉图第一哲学的框架中为诗辩护，但是历来被哲学视为雕虫小技的诗歌，最终能够被哲学接纳进来，当然也是破天荒的幸事。所以，即便《诗学》很大程度上是在传授写诗，或者说写史诗和悲剧的技能，它当仁不让就是西方诗学的第一经典。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成文之后历经波折，包括被搁置地窖多年，事实上很快它就佚失不见。罗马时期即少有人议及《诗学》。中世纪流传的，也仅是贺拉斯的《诗艺》。1147年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es)根据亚氏《诗学》的一个阿拉伯语节译本，出版过一部《亚里士多德〈诗学〉定解》。虽然后来证明阿威罗伊这部节译本大多是误解和曲解，但是它变成《诗学》最初回传西欧的底本。1256年阿勒马尼(Alemanni)将阿威罗伊的节译本译成拉丁语，不过是以讹传讹，当时寂寂无闻，没有发生影响。事实上，后来文艺复兴时的诗学，最初被人熟悉的是贺拉斯而不是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艺》中的两个主要思想寓教于乐和诗如画，成为此一时期诗学的两个口头禅。在亚氏《诗学》1498年拉丁文本出版，1508年希腊文本出版，1539年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之前，欧洲人熟悉的只是《诗学》阿威罗伊的节译注释本。阿威罗伊从道德哲学角度来阐释亚氏《诗学》，认为诗人通过模仿，可以在善恶之间作出抉择，这实际上也是贺拉斯的思想。阿威罗伊的《定解》在1523、1550和1560年数度再版，对于16世纪熟知贺拉斯《诗艺》的意大利学界，这个贺拉斯版式的《诗学》解释显然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它已经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本来面貌，而且它的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在修辞学上面，如诗的模式、诗学术语和论辩程序等，这显然都受惠于罗马修辞学的形式因素。 诗学与修辞学是近邻。它们之间的分野通贯中世纪都是模糊的。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围绕“俗语”即民族语言和拉丁语的纷争，说到底也显示了诗学摆脱修辞学、自觉和自足意识日益彰显的过程。俗语诗歌在中世纪源远流长，它同古典学术的复兴，发生冲突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冲突未必不可以协调。但丁《论俗语》这部典型的诗学著作是用拉丁文写成，然其主题是呼吁俗语写诗，而且它的文体是散文。但丁期望俗语诗歌可以比肩古典语言的荣光，一如他不朽的《神曲》。这样一种勃勃雄心也见于彼特拉克。彼特拉克曾经希望他的一切荣誉，都是来自他的史诗《阿非利加》。《阿非利加》是用拉丁文写成，但是它开启了文艺复兴以降，用民族语言来写史诗，以同古代争辉的新传统。嗣后分别用意大利语和英语写成的塔索的《疯狂的奥尔兰多》、斯宾塞的《仙后》，乃至弥尔顿的《失乐园》，无疑都得益于这个传统。但人文主义者向以写一手流利的拉丁文为自豪。而正是在古代优雅拉丁文的重新发现和中世纪“堕落”拉丁文的对照之中，酝酿出了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人文主义者标举具有独创性的拉丁文风格，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俗语文学的创作。甚至，文艺复兴一些划时代的俗语文学作品，如薄伽丘的《十日谈》、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尔兰多》，也都是在译成拉丁文之后，才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可以说，拉丁语精益求精的文风和对完美典雅的追求，为各国俗语诗学树立了不朽样板，当是毋庸置疑的。 17世纪开始，西方诗学见证了从新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的光荣历程。法国诗人高乃依和布瓦洛致力于阐释“三一律”和模仿自然，但是这里的“自然”概念已经不是我们五官感觉所以感知的那个外部世界，而是一种至高的理式。诗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也正式开始分道扬镳。修辞学从孕育出人文主义的中世纪“七艺”之一，沦落为各式各样辞格、比喻如何分类命名的艰难游戏。无怪乎此一时期的许多哲学家，如洛克、莱布尼兹、孔迪拉克、休谟和卢梭等，都不见再纠缠修辞学。与此同时，诗学与此一时期降生于世的美学开始联姻。鲍姆加敦本人1735年就写过一部《若干深奥诗歌的哲学反思》(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而康德和黑格尔对于诗学的影响，据《新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言，是在于“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其中客体是根据它们的认知表征，而为主体感知者所理喻，由此使‘客观’和‘主观’成为相互渗透的两个领域”。(11)主体和客体的相互渗透和交通，正是嗣后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的充分必要条件。以高张诗人的想象和情感为圭臬，诗学不复拘泥于修辞学的羁缚，遣词造句的考量又何足道哉。此一时期的一大批诗学文献，从施莱格尔的柏林讲演录、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柯勒律治的《文学生涯》、雪莱的《诗辩》等等，我们都能在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中见到它们的身影，或者毋宁说，我们看到诗学的幽灵在与绝对精神会饮交欢。 但这并不意味着模仿被弃之如敝屣。即便模仿风光不再，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思想，依然是指点诗学迷津的一盏明灯。亚氏《解释篇》开篇就说： 首先我们必须定义什么是“名词”和“动词”，其次定义“否定”和“肯定”，再次定义“命题”和“句子”这一类词语。 口说的话是内心经验的表征，书写的话是口说的话的表征。诚如人们的书写各有不同，人们说话的声音，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直接表征的内心经验，在于各式人等却都是一样的，适如为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事物那样。(12) 这一以物、心、言、文秩序排定的语言表情达意程序，是不是同样适用于古往今来的一切诗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