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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是在当代法国文论整体语境中孕生的，是后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具体说来，这是克里斯特瓦置身于其中参与建构的“如是”(Tel Quel，一译“原样”)派理论建设活动的一种标志，是她与“如是”那群先锋前卫知识分子思想互动的一个成果，是“如是”“整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生产”，主要集中在1966—1970年间。梳理一下她的文本思想的轨迹，可以看出，这5年里每年都有一个年轮。每一个年轮的生长，都刻下了巴黎的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演变的印迹。且以她的“文本间性”理论为例。“文本间性”这一术语“诞生于”巴黎，诞生于1966年的巴黎。或者说，它是在那个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巴黎“应运而生”的。 在当代文学思想史上，1966年的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那时，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但有些人正在削弱它的垄断地位——德里达、乔姆斯基和邦弗尼斯特都在向60年代前半期的结构主义的勃勃野心发起强劲的挑战。皮埃尔·马舍雷也在《文学生产理论》中将文学视为生产客体，向结构主义发起攻击。马舍雷考察了文学批评家的新身份：“批评家是分析者”。批评家角色不再仅仅限于恢复已经沉淀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而且要通过写作主动参与与建构新的世界。 1966年，Tel Quel是当时最活跃和最具煽动性的团体。这个团体把克里斯特瓦置于巴黎知识分子“名人录”的核心。她认识了自己的同胞托多罗夫，成了邦弗尼斯特的朋友；在索莱尔斯的帮助下认识了拉康，并参加了他的研讨班。她同情法共。或者至少同情它周围的知识分子小圈子(《新批评》、《法国通讯》)。她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几个月之后，成了结构主义的发言人，声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概括。那是符号——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奇妙混合，体现了知识先锋派的欲望，即通过写作使世界革命化。[3]456—457 1966年的兴奋很快感染了克里斯蒂娃，但她的外国人身份赋予她几分清醒，这使她很快看出了结构主义范式的两大令人困惑之处：历史与主体。在这方面，巴赫金对她特别有用。这一年，秋季开学，在雷恩街44号，在巴尔特开设的“历史话语研究”研讨班上，克里斯蒂娃以博士研究生身份作了一次发言，题目为“巴赫金与小说词语”。这是她到巴黎后的第一次发言，是这位“异国女子”给巴尔特乃至法国批评界带来理论震撼的精彩发言。次年，在这个发言的基础上，她发表长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小说”。“文本间性”这一术语正是在这篇文章里首次现身。 巴赫金认为，文学文本之间的对话是根本性的。因为受到了先前文本的渗透，文学文本参与了复调对话，这破除了原初结构的中心地位。因此，巴赫金拓宽了文学——批评的研究，把历史结构融入其中。很显然，他的研究方法一开始就与结构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克里斯蒂娃想给结构主义方法增加历史之维，超越文本的封闭性，以便使文学文本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她的介绍适逢其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