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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年发现的袁枚集外作品，还有三种刊刻本：其一是《双柳轩诗集》一卷，近240首诗，集外诗约130首。其二是《双柳轩文集》一卷，文22篇，集外文12篇(非集外诗文则为大量异文)。此诗文集为清乾隆十年至十二年(1745-1747)袁枚任江宁知县期间，“其门生谈羽仪，字毓奇，家富而好买书”，“为刻《双柳轩诗文集》二册”[6](卷5)。这是袁枚诗文首次编集付梓。但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言其“罢官后，悔其少作，将板焚毁。后《小仓山房》集中仅存十分之三”[1](卷4)，此言极易给人造成《双柳轩诗文集》因板毁而不存的印象。其实，《双柳轩诗文集》板虽毁，书仍在。2000年，陈正宏发现其藏于上海图书馆，并与“全集”做了校勘、校补等工作[7]。此诗文集虽是袁枚“少作”，但有大量袁枚集外诗文和异文，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其三是《随园集外诗》四卷，诗390余首，署名“蒋敦复”编次，编讫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笔者所见为上海国学研究会藏版，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九年(1920年)出版。此书已收入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据蒋敦复《随园集外诗序》言，蒋氏与袁枚之孙袁祖德(又村)有交往。袁祖德为袁枚嗣子袁通第二子，曾入赀为宝山县丞，后擢为上海县令，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小刀会潘起亮所杀。因曾同在宝山，故袁、蒋二人来往密切。蒋氏闻袁祖德告知：“先祖有早年诗稿一束，丹黄涂之，字迹麻沙。谛视一过，知大半为髫年之作而未刊入集中者，困于簿书，未皇董理，子能为我编次而序之以行世乎？”蒋氏曰诺。不久，袁祖德亡，事未成。但蒋氏于应敏斋幕中与袁祖德弟袁翔甫(祖志)相见，知袁枚诗稿仍在，“以故人之托，为之手录一通，盖皆先生当年所吐弃者，今日读之乃觉字字珠玉，有欲重沉埋湮郁而不得者。爰竭一月之力，补缀成篇，厘为四卷”。 此书内容与袁枚行状基本符合，风格亦是性灵诗。2007年，罗以民于浙江图书馆发现此书，并考辨证明此书所收诗确系袁枚之作[8]。笔者亦撰文《〈随园集外诗〉的价值》，考证此书所收绝大多数确系袁枚之作[9]。《随园集外诗》所收诗始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袁枚八岁所作《童戏四咏》，终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二十七岁所作《离溧水任车中感成》。除了最后一首系蒋氏直接录自《随园诗话补遗》外，其他皆抄录袁枚诗稿。而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始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即袁枚二十一岁赴广西桂林探访叔父袁鸿(健磐)旅次之作。此前二十年袁枚之诗阙如，《随园集外诗》无疑填补了一大块空白。其排序虽非严格之编年，但大体是按时序排列的，不仅有诗学价值，还有史料价值。 袁枚二十岁前的诗歌创作、生活状态、思想意识，诗中都有具体的表现与反映，可以填补袁枚其他著作记述的空缺。其中，二十一岁至二十七岁的诗作可弥补《小仓山房诗集》同时期作品内容的不足，其所提供的他著未及或未加详述的材料，可使我们能更全面、具体地把握青年袁枚入仕前后的生活状态与心态，从而作出新的评价。 简而言之，《随园集外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前所未知之内容，是有助于更全面研究袁枚生平思想与诗学成就的极有价值的诗集。此诗集发现后，学术界以前对袁枚的一些评论或许要作修订，这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耿传友曾对其中诗作及蒋敦复序提出质疑，认为此书不可靠[10]。其若干具体质疑或不无道理，然亦不过涉及十来首诗，仅占《随园集外诗》总数的四十分之一。若因此就认为此集外诗皆不可靠，并对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编纂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此集外诗予以质疑，却未提供出确凿的作伪证据与作伪理由，恐有以偏概全，近乎“连坐”之论。 另外，近年发现的袁枚作品，还有笔者以及其他学者从袁枚手迹与清代有关诗文集中所发现的大量袁枚零散集外诗文，计有词1首、诗90余首、文近50余篇、尺牍约100通。其中，分量较重的如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抄本《随园诗稿》(又名《随园主人呈雅雨公诗册》)《随园手翰》《袁简斋手札》三种，皆收入由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四册。《随园诗稿》所收袁枚诗作有集外诗17首，《袁简斋手札》收袁枚写给李香林尚书的集外书信5通，《随园手翰》收袁枚写给法式善的集外书信7通、王葑亭的集外书信1通。又如，赵厚均从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骆绮兰的《听秋轩诗集》(清乾隆六十年金陵龚氏刻本)“附来书”中发现袁枚《与骆绮兰书》26通，数量可观。综上所述，仅以诗而言，袁枚集外诗就已发现700来首，是袁枚“全集”诗集4400余首的七分之一，可谓沉沉夥颐。 总之，袁枚集外作品的收集虽不能说已经穷尽，但其佚作应该微乎其微矣，可以说编纂出版接近足本袁枚全集的条件实已具备。笔者有幸应浙江古籍出版社之邀承担了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的重任，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套全面、精准的袁枚著作全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