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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此书里的六篇文章，是对六本书的评说，更准确地说，是对六本书的批判。六篇文章，发表后都有些动静，有的闹出的动静还很大，甚至酿成国际事件，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酿成了国际闹剧。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闹出国际事件的，是《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此文于2010年春发表。事先，我知道文章会有“轰动效应”，但没想到“轰动”得如此厉害，更没想到“轰动”出了国界，“轰动”到了欧美。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是已成“学术经典”的汪晖先生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抄袭问题。先是，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有关单位严肃对待此事，给社会一个说法，接着，刘禾女士紧急联络国际学者，也有六七十人，联名发表公开信，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这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绝大多数不懂汉语，如何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请这样一群人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岂非是让一群全盲的人担保一幅地图没有画错？岂非是让一群全聋的人担保一首歌曲没有跑调？岂非是让一群完全丧失了味觉的人担保一碗菜没有发馊？让一群完全不懂汉语的人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从“学理”上说，与让一群文盲担保汪晖没有抄袭，毫无二致。刘禾是在发动一群国际学者对抗国内学者，但也是在拉来一群国际文盲压制国内学者。 发动此事者的心智，姑且不论。那群根本不懂汉语的国际学者居然在这样的公开信上签名，倒是值得深思的事情。此后的几年间，有好几位在刘禾策划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传来信息，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在公开信上签名，是因为获悉汪晖在国内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而指控其抄袭，正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信息，让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那些不懂汉语的外国学者，不少是本国的“知识左派”。而在他们那里，“左派”是永远与官府对立的，永远是反体制、反权威的。他们以为中国的情形也如此。当国家为了迫害一个知识分子而指控其学术抄袭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站在被迫害者一边，因为既然是国家蓄意要迫害一个反体制、反权威的知识分子，那这种指控便一定不但是虚妄的，而且是卑劣的。这也让我们明白，一些中国的、或者本来是中国的后来又成了外国的、但又在中国和外国两面挣名利的“国际学者”，面对国际和面对国内时，面目是两样的。鲁迅写过一篇杂文《二丑艺术》，勾勒的二花脸，与这种面目庶几有几分相似。 关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两篇文章，则是在事件发生后被逼出来的。汪晖的《反抗绝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士论文。我的文章发表后，有人以“八十年代”的名义为汪晖辩护，强调在“没有学术规范的八十年代”，我指出的那些问题都不算“抄袭”，更有人命我“好好读读”汪晖的成熟之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于是写了《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再后来，汪晖先生通过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了“律师函”，命令我立即停止“诽谤”并做出书面道歉，这逼我写出了《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实际上，我的几篇文章，其他人的许多文章，国内六七十位学者的联名信，都没有对汪晖先生构成实质性的打击。汪晖先生不但依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导，而且光荣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资格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记得事件刚起时，网上有帖子说：“汪晖是攻不倒的，小右们收兵吧！”看来发帖者不是等闲之辈。刘禾女士当时是为了救汪晖于危地而发动六七十名国际学者为汪晖“担保”，但刘禾女士如果以为是自己的义举救了汪晖，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群汉语文盲者的担保，也许的确能蒙蔽一些普通民众，的确能起一点混淆视听的作用，但对有权力处置汪晖者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他们还不至于这样容易被忽悠。虽然汪晖的安然无恙和荣任国家级“委员”与刘禾女士的拔刀相助无关，但刘禾女士却有义务把汪晖的安然无恙并荣任“委员”通告那群国际文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