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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10多年以来，文艺理论遭遇危机的言论又甚嚣尘上，似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重演。然而，在这个崭新的“微时代”，文艺理论真的退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文艺理论并没有退位，而是普泛化了 在当今文艺圈，文艺理论丢失了过去的“灵光圈”，不仅没有了启蒙的20世纪80年代所向披靡的优位感，也没有了实用的20世纪90年代的深入批评的优越性。文艺理论的“终结”，似乎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共识，因为避谈理论的“大词儿”成为批评家的主流倾向。 其实，文艺批评也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直面作品的批评，另一种则是从理论出发的批评。直面作品，就必定要求批评要有“现场感”，对于当下的文学文本与现象进行描述、阐释与评价。然而，20世纪中期开始，文学理论获得了开放的理论视野，从精神分析到原型批评，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理论，一轮轮的理论实验纷纷上演，文学理论逐渐走向一种“跨学科”的方向，文学批评也要借助“批评之外”的理论来加以指导。 在西方文论史上，自从柏拉图提出诗与哲学的张力之后，文学批评并不关注理论，文艺复兴以降的主流批评的目的仍聚焦道德效果。然而，对于文学的“文化合法性”的辩护却出现在19世纪：一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文学从模仿现实“向内转”为情感表达；另一个是文学批评传统向文化批评传统的转型，批评家阿诺德即为代表；还有一种在20世纪才得以充分发展的倾向，那就是批评家自觉意识到批评的“非哲学”本质，甚至认定批评是反哲学的。 由此，20世纪最初几十年，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务实批评”位居主流，批评与理论的目的毫不相关。但这种情况却很快得以扭转，后来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思潮，恰恰是使用了各种哲学方法的结果，直到新历史主义之后方偃旗息鼓。文化研究则自由使用了各种文化批评手法，在这种无所不用的文化泛化期，如今的文学批评似乎可以采取任何一种方法来进行批评，而不必囿于某一种理论方法，也无需限于某一类批评手法。 实际上，这就是“艺术终结”时代的本意。在黑格尔之后，美国哲人阿瑟·丹托二次重提了艺术终结，它意义绝不是说，艺术已经死亡了。恰恰相反，艺术还将会存在，但是处于所谓“后历史”阶段的艺术，却可以任意采取此前的一切艺术创作手段去进行创作。同理可证，当今的文学批评也处于同一性质的终结时代，批评家们可以使用任何一种“合手”的理论去进行作品的描述，进而应用任何一种“适宜”的理论去进行阐释，最终对于文学作品的品质做出正反评价。 所以说，如今的文艺批评并不是隐去了其自身的角色，而是以更细微的方式泛化到当今的文学批评当中去了。文艺理论的终结，与其说是死亡，倒不如说是新生，因为当今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竟如此深入地水乳交融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