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小时代”的到来，对小说的意义在于，在充满着复杂的流动性的转型中国，小说家对时代的整体性把握将越来越不可能，史诗这种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写作方式将有可能被封入历史的库房中，任何想从整体上对这个时代命名的企图和冲动将不得不最终沦为可笑的堂·吉诃德。 但是，这也给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既然把握大的时代已经不可能，那么写出生活的小，让自己的感官的触角摩挲城市的每一寸肌肤，进入深入到城市的内部的肌理里，仔细打量将那些被大而化之、整齐划一的大时代所遮蔽的现代人生活中的小，让文学真正回到它的本源———文学是人学…… 纵览2013年，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登上荧幕，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网络媒介时代的《小时代》赢得了不错的票房，但是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小时代》中的物质化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连对之持宽容态度的王安忆也觉得这种以物判人的奇怪现象，可能会被将来的文学史注意到。面对咄咄逼人的消费写作，王安忆有意隐藏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有一些各行其道、互不干涉的意味。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讲，王安忆的《众声喧哗》和郭敬明的《小时代》，一个是纯文学的路数，一个是类型写作的路数，却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包抄过来，共同指向了今天的文化现实———转型之中国正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小时代。 从艺术水准来看，《小时代》确实乏善可陈，充其量是一部类型片，但是《小时代》的出现似乎宣示了一个时代预言：我们正进入一个奠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无边的消费主义、精致的物质主义、价值的虚无主义的小时代。不仅如此，随着微信、微博在青年人生活中的流行，并日益成为不可替代的通讯工具乃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个体化、群落化、亚风格化的小时代、微时代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小时代、微时代的到来，与崇高、理想等有关的那些坚固的东西也许真的从此烟消云散了。对大时代的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次告别的聚会。这个小时代的到来，对小说的意义在于，在充满着复杂的流动性的转型中国，小说家对时代的整体性把握将越来越不可能，史诗这种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写作方式将有可能被封入历史的库房中，任何想从整体上对这个时代命名的企图和冲动将不得不最终沦为可笑的堂·吉诃德。 但是，这也给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既然把握大的时代已经不可能，那么写出生活的小，让自己的感官的触角摩挲城市的每一寸肌肤，进入深入到城市的内部的肌理里，仔细打量将那些被大而化之、整齐划一的大时代所遮蔽的现代人生活中的小，让文学真正回到它的本源———文学是人学，文学应关注个体在此岸世界的存在，关注那些与个体生命存在有关的尊严、自由及其异化问题，关注与真诚、美好、恐惧、颤栗、焦虑、敬畏等等与文学和人有关的基本问题。对于今天的城市作家来说，做一个本雅明笔下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光怪陆离的都市中做一个漫游者、闲逛者、勘察者，接续上海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开创的城市叙事传统，在小时代中回望大时代，让小和大在对话中走向一种间性的写作，不失为一种可能的写作策略，城市文学的死胡同也许会获得曲径通幽的例外收获。 与小时代相对应的是一种小叙事的方式，小说叙述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在时间和空间交错的叙述中，呈现出城市内部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城市不再是铁板一块，也不仅仅是作为与乡村及其伦理相对应的另类的存在；它有着自己内在的节奏和理路，有着自己丰富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即是从城市内部生长出来的，也是在城市和乡村的碰撞、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交流中延展出来的。展现这种丰富的复杂性，就是在呈现这样一种小时代。相比上一代或者上几代城市作家而言，以夏商、张怡微、路内为代表的上海作家，已经自觉与传统的城市书写方式拉开了距离，开始将目光投向已经被标签化、脸谱化的城市内部的丰富的复杂性，除了革命上海、洋场上海、传奇上海、魔幻上海、怀旧上海这些标签，对于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主城区之外的那些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而言，南京路、淮海路固然是上海，田林、六里桥、嘉定也是上海，只不过是被大历史下被遮蔽的小叙事。 我们正进入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社会矛盾凸显、精神裂变的文明转型时代，从美学上审视这个时代，它正呈现出一种灰美学的趣味。与以崇高、宏大叙事、整体划一、昂扬向上为总体特征的前期共和国美学相比，灰美学是一种处于过渡状态中的美学，它是诸多矛盾的集合体，在升腾中下坠、在流动中凝滞、在怀疑中坚守、在清醒中焦虑、在破坏中创新。它是转型期中国人生存状态的表征———充满着破坏性、不确定性，泥沙俱下，又生机勃勃；承载历史的重荷，又找不到未来的陆。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里，城市文学作家们将重新思考个人与城市的关系，真正寻求到最适合城市人的生存状态的表达方式，重构城市的现代精神。不仅如此，文学应该与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城市文学更应该需要时间的积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