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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输出与发现东方 余三定：您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问题，2003年出版了《发现东方》一书，其后又出版了《文化输出》，描述了中国文化的远景，并在多种社会文化实践场域奔走呼吁，请问您是怎么思考这一问题的？ 王岳川：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这样我的研究重心渐渐发生了转型：一方面是主编了近百卷的《中国学术思想随笔大系》和《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另一方面是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中国镜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中国书法文化精神》(韩国版)、《发现东方》《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文化战略》《文化输出》《书法文化身份》《美丽书法》等。 20世纪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隐含着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思想话语，在不断西化的当代人那里出现了与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寄托中断的裂缝，因而导致新转型学说——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等的出现；而西方基督神学的思想话语资源，与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尚存诸多话语冲突之处，难以急切整合。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大抵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融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思想话语资源，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西方中心主义者没有那种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文化冲动和价值诉求。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对西方的质疑和对话？当代中国人是否能创生带有中国新世纪文明特色的新东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做出自己怎样的解答？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当有更开放的心态和新的看法：弄清“发现中国”的意义。对待中学西学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面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针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对话。所以，我提出要重新思考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保守地拿来就用，而是要重新设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并进而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中国文化当中那些已然死去了的文化，应让它永远死去，比如“黑幕政治”、“家天下”、“束胸缠脚”。第二，某些文化片段可以整合起来的，就应该重新整合起来成为新文化。第三，重视那些中国人独创的差异性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让它在世界文化大潮中构成差异性的一维。第四，中国新世纪的原创性问题。中国是否满足于做“肢体国家”而不是“头脑国家”？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我认为创新是可能的，创新就在于中国人独特的生态文化意识和精神生态意识。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内容不仅是传统文化，还有现当代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而言也是一种东方经验的独特补充。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工作的主体仍然应该是中国学者。我们必须对西方神话般的“普世价值”增补差异性思维角度，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模式”，使知识界切实在文化创新和中国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所以我现在做一个工作，想把20世纪经过欧风美雨的中国著名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性思考集中翻译出版，让西方人了解一下中国人经过了这么艰难的现代化经验，经过了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向西方求火，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品格。 “文化输出”工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统地海外推出；还应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卫视手段，传播具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和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的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中国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意味着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审美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文化形态，将使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而成为人类的福音。 未来30年中国学界的主要工作将是从美国的“去中国化”，到我们的“再中国化”。将那些失落的中国美丽精神重新展现光彩，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从本民族文化精神高度向人类共同精神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在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