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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认为满地都是圣贤，不认为满地都是哲学家美学家，更不认为满地都是文论家。真正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文论家美学家，机会很小。只有与时代的命运相激相荡，才有可能玉成大师。正如王国维的思想历程一样：有人说王国维的学问从来不和当代发生关系，而是闭门做自己的大学问。我说非也。看看王国维早年的日记，天天在学德语、日语，痛苦不堪，那是为了翻译叔本华、尼采，去启迪民智；当他发现一战就把西欧打成废墟以后，就相信梁启超旅欧游记所载，于是写《人间词话》，讲童心慧眼和赤子之心；当他发现甲骨文被老外拿出国，已经研究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马上开始精研甲骨文；当他发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他马上用他的全部力量研究敦煌学；最后他发现蒙古即将被“独立”出去，他就投入了蒙古史的研究。可以说，王国维因此成为心怀家国“君子不器”的大师！ 人文学问有四条腿：“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我觉得这四条对做学问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把它作为我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表达了我在世纪之交30年做学问的体会。 实际上，我并非一开始就从事西学研究的，大学前我一直读经史子集，大学时做唐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并对中国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问题花了不少工夫，可以说长期潜沉国学之中。这里谈谈我选择学术的过程：我作为77级大学生进大学后，发现同学们让老师们紧张不安，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读书风尚。新大学生的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使得这群大学生看书像狼盯上食物一样。知识匮乏时代之后，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样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会心里发虚不寒而栗。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作为这一届的大学生，由于亲身经历了知识匮乏的“文革”时期，因此，我们这一代学者有着比较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认识到大学四年应该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能量储备期。大学期间，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狂读诸子、经史，尤好老庄，还研究过文字学、金石学和书法学。苦读苦背成为我大学生活的惟一“活法”。这段时期，几乎只看“国学”书而陶醉于这种鉴往知来之学，真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精神是照亮生命盲点和世界暗夜的光。 考研究生进入北大后，我深切地感到北大学子接受现代西学思想非常前沿，我那刚刚有点眉目的“国学”话语在研究生们高谈阔论胡塞尔、弗洛依德、海德格尔、萨特、马斯洛、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颇为时髦的话题面前时，“失语”了。当时，我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做古代文论或古典美学，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是更新知识结构，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进入学术前沿语境。我当时想，与其向后退，不如往前走，应好好补习现代西方知识型话语，思之再三，我选择了后者。我采取的方法是从现象学入手，尽可能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源性问题，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以进入前沿话语语境。 做西学，首先必须解决外语工具问题，必须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在我看来，读原著是做西学的基础。我通过现象学进入存在主义诗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为线索的学术清理和自我知识系统的提升的过程，学术视野、思维框架有了新的拓展。研究生期间，我认识到理论自觉是重要的，于是试图通过“文艺本体论”去重审文艺学话语。1986年至1988年初夏，我完成了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的当代意义》的论文写作，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其后，论文易名为《艺术本体论》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留北大任教是我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讲授《文艺美学》《20世纪西方文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等课程中，我开始重审20世纪西方文论问题。其时，后现代成堆的问题已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仍采取先精读并译释原著再从事写作的办法，开始了“后现代问题”研究。两年后，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和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脱稿交付北大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写了《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主编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著作。进入1993年，在世俗化大潮冲击下，我开始写一些“文化研究”的反思文章，同时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20世纪文化艺术“问题”和“问题意识”。可以说，我的学术自信和自醒是由西学体悟和中国立场保证的。 在我看来，人好像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母语，却似乎可以在“一切选择都是被选择”的前提下，选择用血性母语去言说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思想。人生经历往往与学术历程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因为，真正的学术以践证为本，本性皈诚，渐修顿悟为重，不以微名小利一孔之见为意。使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是需要追求才可能(而非必然)获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