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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夏和顺 受访者：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是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也是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钱穆先生1955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笔记在本报独家连载，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近日，钱理群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说：“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确实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心，是最能发挥自己的领域。为此，我做了持续几十年的探索和试验。我特别乐意回答你的问题，借此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三十年》成为考研必读书 记者您在1983年就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两年后又和黄子平、陈平原写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长文，最早提出现代文学应与晚清打通，从而开了当代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什么触动您提出这一概念的？ 钱理群：1985年，我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其实最初的动因很简单，就是在此之前，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一直深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把“五四”新文学看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从属于现代革命史的研究的。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要摆脱这样的影响，使现代文学史研究能成为真正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在我们的《三人谈》里，提出了对文学研究(不只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新想法。今天看来，当然很幼稚，但确实包含了许多思想新因素、新萌芽，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钱穆在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开宗明义地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您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重写文学史的最早的一次尝试，也是被学界公认的一部力作，并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教材。您现在觉得，它算不算一部理想的文学史？ 钱理群：几乎与《三人谈》同时期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写作，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记得是《山西教育》杂志约王瑶先生开辟一个“现代文学史”的专栏，王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就约吴福辉和温儒敏两位同学和王先生的女儿王超冰(后来修订本她没有参加)一起来完成。我当时正好在给北大中文系1981级学生开现代文学史课，有一个讲稿，集中了我在读研究生阶段的一些新思考，现在用到这本书里，看起来就比较新鲜。其实我们并没有预先的统一的设计。只是有一个想法是一致的，就是这是一本教科书，不是私人著作，固然要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但也不能把太多的个人意见放进去。更重要的是，它要和时代潮流、学术潮流保持一定距离，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这是教科书的特点决定的。比如当时学界正热心于为自由主义作家翻案，对左翼作家有许多批评。我主张既要改变过去文学史全盘否定自由主义作家的弊病，要充分吸收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也要对左翼作家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在为作家单独列章时，除了保留传统的“鲁、郭、茅、巴、老、曹”六位作家外，我们增加的，既有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也有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就体现了我们力求平衡、稳妥的追求。因此，书出来以后，有两种评价，有的觉得太激进，有的又觉得还是有点保守。我们则认为，这是教科书，必须如此；科学的学术研究就应该既创新，又保守，不能赶时髦。现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今还有生命力，跟我们当年的这一选择与态度是直接相关的。 《三十年》后来作过一次修订，除了补充和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是把初版本的序言和标题，全部删去。这是因为《序言》是我一个人写的，把我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思考，写了进去；但并没有征求其他三位作者的意见，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看法，因此和后面的具体论述有些脱节，不如脱掉这并不合身的外衣。初版本各章的标题也是我一个人写的，修订时也删去了，这是因为标题的倾向性、概括性非常强，删去就更客观、平实。这也是教科书要求的风格。 后来《三十年》的影响，是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特别是它成为考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以后，许多考生都把它背熟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弊端：它直接影响了许多年轻的研究者对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理解与想象，甚至影响了他们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理解与想象，这就成了新的束缚。后来我们写广告文学史，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内的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应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束缚。 记者您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强调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是否受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影响？ 钱理群：1993年我和吴晓东合作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部分)，确实是一次自觉的文学史写作试验，我后来专门写过一篇《“分离”与“回归”》的文章谈这本书的“写作构想”。你所说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就全书而言，确实是存在的，具体到我们写的“二十世纪部分”，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试验：一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与描述，即打通现、当代；一是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打通古代和现当代。这不仅带来了叙述篇幅的大幅度压缩：《三十年》共有40余万字，“二十世纪文学”部分只有5万余字。要求以更开阔、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重新筛选，不仅大量的作家作品遭到淘汰，而且对进入历史叙述的作家也提出了新的历史定位，除了将鲁迅定位为足以与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并列的伟大作家，将其出现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志性收获外，对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都给予了更高的文学史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