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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先锋大家古城“论剑” 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昨天，已经过去整整17个年头；2014年，也是大型文学期刊《大家》杂志的20岁“生日”。当传播文化的两个载体相遇，于是诞生了如此高规格的一个“当代文学论坛”。 除了勒·克莱齐奥，参与论坛的嘉宾包括先锋派小说开拓者之一的马原、有“中国第一编剧”之称的小说家刘恒、当代先锋派小说代表作家之一的吕新、诗人韩东，以及云南诗人于坚、海男、邹昆凌，作家姚霏，评论家胡彦等。如此盛况，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实属罕见。 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当下，全国乃至世界的传统文学期刊，都面临着或大或小的发展瓶颈。论坛间歇，记者采访了几位文学期刊的掌门人。 在《当代》杂志主编周昌义看来，依靠卖刊物寻找文学杂志的出路，本质上是死路一条。如果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支持，文学期刊是没有出路的。“文学期刊，卖不掉，总可以印出来送人。只能依靠打造杂志品牌，多以活动来延伸创造出更多的资源。”周昌义说，“但无论如何，一本杂志必须坚持内容为王。” 对于云南文学的发展状况，周昌义坦言：“云南作家都是非常正统的，他们并不适合写先锋的东西。” 《十月》编辑部主任宗永平则认为，文学的边缘化是正常的状况，很多作家认为现在文学被边缘了，其实只是回到了最初的状况。《大家》应该坚持它原有的风格。 与会期刊编辑认为，先锋性应该永远是《大家》的一面旗帜。 讲座实录（节选） 勒·克莱齐奥： 语言的艺术能消弭隐存的暴力 穿着厚厚的黑色羽绒服，75岁高龄的勒·克莱齐奥已经两鬓斑白，但精神面貌依然像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在题为《当今时代的文学》的讲座中，他以自身成长的经历切入，讲述了文学杂志对当今时代文学的重要意义，并对当今时代文学的命运、作家的写作等进行了思索。本报节选部分，供读者品鉴。 1我能够来到云南丽江，能够因为对文学的热爱来到这座城市，是我的荣幸。 作为一名作家，我个人有一些经历，请允许我从我的经历开始我今天的演讲。 我出生在战争的年代，这对于我来说既是不幸也是一种幸运。不幸的是在那个战争年代我们什么都缺，缺食品、缺医疗，也缺少安全。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生活的世界中充斥着暴力，遭遇的是急迫的困境、每日的宵禁。 那个时候，每天和死亡相邻。但我们缺得更多的是构成文化的那一切。我们没有书看，没有电影看，也没有学上。我们尤其没有可能走出去，去认识外部世界的那份自由。因为，我们生存在战争世界。 我的父亲是英国籍，我的母亲是法国籍，对于德国军队只能躲得远远的。我们一家人逃到了一个小乡村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用蓝色的纸把玻璃糊上，房间里透不进一点阳光。只是有时候为了生存，陪我的外婆外出几个小时，找点吃的。文化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只是单纯地为了活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童年时代的这些岁月，让我意识到，我所缺少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战后的几年里，我终于接触到了书籍，那都是我外婆的藏书，大多数是词典。我记得自己那时候还很小，一个人去翻那一页页的词典，看到里面的插图、版画，有动物、鱼类、植物，还有各类岩石。除了看字典，我也沉浸在那些地图之中，想象着自己以后长大了到非洲去旅行，能够跟当时身在非洲的父亲见一面。我还记得，当时我把莫泊桑的《一生》当作一本童话故事来读。书中有一幅插图，表现的是一帮黑衣男人去诱惑穿裙子的女子，看得我是非常撩人，当然那个场面也非常怪异。（观众笑） 10岁那年，我从非洲回到法国，我爷爷的藏书中有两部小说帮助我发现了文学。一部叫《小癞子》，是16世纪的一部作品，作者不详，讲述了给一个贪财恶毒的瞎子引路的小男孩的流浪故事。另一部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7世纪西班牙的一部文学巨著。这两部小说让我非常激动，这样的书让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情感。一个10岁的孩子对于这两位作家自然是一无所知的，但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两部作品就是为我所读、为我所写。 在爷爷的藏书中，我也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作品，比如马可·波罗到中国的作品、莎士比亚的戏剧、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我也看到了很多我爷爷喜欢的游记类作品，有关印度、毛里求斯、非洲的……这些书写的作品让我觉得自己经历过的东西更加铭心刻骨，也让我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更具深度，仿佛更为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