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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 药方一 用混搭文化治疗“地域分裂症” 新京报：你曾说你得了“地域分裂症”，这种症状如何对你产生影响？你又如何应对？ 沈苇：我的“地域分裂症”是自找的、活该的，是江南与西域、潮湿与干旱之间的“分裂”。像俄罗斯的双头鹰，东张又西望，是文化上的左顾右盼；又像一只澳大利亚袋鼠，在地域的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写作是治疗“分裂症”的有效方式，因为写作是对内心最好的缝补和弥合。但换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分裂”并不痛苦，反而使我深深着迷。 新京报：在你的写作上，这种分裂症，如何显现？ 沈苇：显见的是我的诗歌和散文写作中，新疆题材和江南题材都占了很大比重。我称这样的写作是“词的迁徙”。我提出过“综合抒情”、“混血之诗”的概念，其目的是弥合分裂，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综合。我的写作喜欢混搭，新出的《新疆词典》增订版，111个词条，用了十几种文体，是一本混搭的书。我办《西部》杂志也追求混搭，文学与文化的混搭，边疆与内地的混搭，中国文学与世界小语种文学的混搭，等等，所谓“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新疆文化是一种有活力的混搭文化，看似一盘散沙，其实多元一体，并不分裂。 药方二 用文学的“人性”打破封闭性 新京报：虽然你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诗，但人们对你的印象还是以关于新疆的诗歌为主，对此，你是否有所警醒？ 沈苇：地域性是立足点，但不应成为写作者的囚笼。从地域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在好的诗人那里，我常看到他们的“地域性”是虚晃一枪。他们揭示了地域性掩盖下的普遍人性。 2003年我写过一首诗《沙漠，一个感悟》，结尾一句“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这是对自我的一个提醒。的确，我看到了太多寄生地域和地域贴标式的写作，主体性缺失，独创性不够，错把地域资源当作个人的写作优势。这种不好的风气，在人文地理散文写作中尤甚。对地域性的迷醉，并不意味着“狐假虎威”，更不能免除对地域性的适度解构。文学要面对的，仍是爱、痛苦、时间、死亡等人类基本的主题。我现在使用“西部”、“西部文学”、“西部诗人”等词汇时，都给它们打上了引号。这是一种自我提醒。不存在“西部诗歌”，只存在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写下的一首首具体的诗。 新京报：你提到“通过写作打破地域”，通过什么样的写作去打破？你提到“人性大于地域性”，写作对人性的聚焦，会是打破地域标签的一个武器吗？ 沈苇：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说明地域性很重要，文学所提供和表述的“地方性知识”弥足珍贵。但我从弗罗斯特的话里听出了一句潜台词：人性大于地域性。文学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文学说出的“爱”，是超越地域和种族之爱的人类之爱；文学从未阻止过一辆坦克、一把匕首，但人类文学凝聚起来的全部能量，比坦克和匕首更有力量……这就是我理解的文学中的“人性”。 文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接头暗号”。打破地域也是打破封闭意识，打破写作惯性。新疆作家地处边远，相对封闭。我曾说，新疆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中亚、西亚文学的一部分。新疆作家需要这样的眼界和魄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