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先生也常在课堂间作“自我批评”。他“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似乎总觉得自己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他常举钱理群等先生为例，认为他们所选择的鲁迅等研究对象，才恰恰体现了学者的能力与品位，言下之意，自己仅仅处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和趣味实在有待加强。洪先生这种念头自然是谦让，姑且不说他上课时，如何错综复杂地联系当代文学的各式渊源，如何贯穿当代文学跟现代文学、社会主义传统、革命与现代性、民族国家、甚至知识分子转型等纵横关系，他对一些非中国当代文学的参照批评，也相当可观。例如，晚近以“我的阅读史”系列，发表在大陆期刊，后收在大陆版的《我的阅读史》与《阅读经验》中对契诃夫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日瓦哥医生》的点评与延伸，便有极多精彩且睿智的文学见解。王晓明近日在接受专访时曾间接提及──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的影响，视野比中国现代文学更大，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洪先生对俄罗斯文学细致化的接受与品评，或许更能看出他作为一流批评家的才能与深度。 在《“怀疑”的智慧与文体：契诃夫》中，洪先生以难得的抒情笔调，描述了他从上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的契诃夫“阅读史”。从早年欣赏的“对细节关注”、“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到后来，透过契诃夫，扩充了对庸俗与慵懒、沟通与隔膜、对劳动价值、剥削性质及跟人的精神、创造力的压抑的综合理解，这些视野早远远超过分析文学本身，尤有甚者，洪先生对契诃夫“怀疑的智慧”的分析也令我印象深刻，这段话相当有意思： 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意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之中……他为这个越来越被清晰化，日渐趋向简单的世界，开拓小块的“灰色地带”，并把这一“灰色”确立为一种美感形式。这种思维方式和美感形态，其独特性和弱点、弊端，都同样显而易见。而且，说真的，这个具有“怀疑的智慧”的人，从根本上说也不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这已经不只是对契诃夫及其文学作“中性”的分析了，在洪先生否定辩证的叙述话语里，我们能够直觉体会他对契诃夫关键特质的掌握，同时，也不因契诃夫已是今日文学史上的大家，就省略对契诃夫作品和人格弱点的暗示。 洪先生谈《日瓦哥医生》(台译：齐瓦哥医生)，也是我私心衷爱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此作最大的特质之一，是尽管作者将主人公的生命跟俄国革命的各阶段历史联系起来，但此作并没有“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而什么是丰富的生存之谜呢？其中之一二，洪先生认为应该包括对俄罗斯壮阔的大自然的融入，他说：“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不是外在的被征服、待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生命融合在里面，由此形成有关生活、爱情、死亡、苦难、幸福的观念……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对人类渺小的谦逊自知，对大自然与神秘世界的好奇与敬意，跟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响应弱势者的革命、社会与政治解放，其实并不矛盾吧？ 回到“中国当代文学”，洪先生始终对这门学科的方法论有极自觉的推进与反省。在跟吴晓东对话的文章《提问吴晓东：和他的回答》里，洪先生提出学界近年过度高喊研究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的问题，尽管它是企图纠正过去数十年来，粗糙地理论先行的诠释限制，但是，洪先生更敏感地发现，过于强调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而忽视“本质化”的深度，也一样容易陷入历史的“抽象化”，甚至迷失在历史材料中，导致淹没与遮蔽了应该有的问题意识与独特诉求。而在讨论可分析性与好作品的关系时，吴晓东的响应也值得深思，吴晓东说：“具有‘可分析性’的文本往往是研究者更喜欢的文本，但却不必然是‘好作品’……我认为当前的文学研究的危机之一就是审美判断的能力日渐匮缺……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力也同样应该是职业伦理的体现。当然对审美和艺术性的关注也要警惕美学专制主义”。这样有不同阶段针对性的具体反省，大概也只有在双方均有善意，且对此学科有高度责任感的学人，才能相互促成与推进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