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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科和我是战友。前两年他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任上卸任，操持起中篇小说写作。在他的这些中篇小说中，我最看重《何处安放》和《鸦雀无声》，这两个中篇字字饱含着对土地的深情，诉说着对故乡土地的爱恋，其中的真情是那样沉重地拨动着我这个农民后代的心弦。 《何处安放》写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卖地建厂、生态失衡的故事。湨梁村地处县城边上，随着县里经济的突飞猛进，县城炸裂般地向四面八方扩张，各种园区、工厂、研究中心、商品楼越来越多，大量土地被挤占、吞食，湨梁村未能幸免。这里没了树木、没了麦田、没了任何绿色，太阳射在水泥路和高楼上，一切都裸露着，生出滚滚热浪。刚从国外回家的司马征眼前是一片用红砖、石棉瓦和其他建筑材料围成的大院，门口挂着某某塑料厂、某某制药厂、某某造纸厂、某某食品加工厂的牌子。司马征回乡后盖了一栋小洋楼，结果娘死在里面，爹也不住，说：“爹妈是土命，住不惯楼房。整个湨梁村人都是土命，也都住不了楼房。”多年前，老湨梁村人都住平房，全村1000多口人，一年只死6个人，有了新湨梁村，死人却反倒增多了。司马征对爹说：“这都是现代化病。吃的农药化肥超标，住的建材涂料不环保，村里水土空气污染严重，得病的人自然就多。” 《鸦雀无声》的主旨也关乎土地，写一群因食用污染土地所产粮食而致“失语”的哑巴的故事。这个故事更发人深省。县里建化肥厂时，村民们都去争化肥厂排出的“废水”，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打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让废水多拐几道弯，普惠村民。一时间大家兴高采烈，“整个湨梁村都笑了。他们在欢歌笑语中迎来一个又一个丰收年。”30年的时光，像吸袋烟的工夫，一转眼就过去了。令人没想到的是，30年后的湨梁村出现了很多哑巴。原来，工业废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长期食用含这种物质的粮食、蔬菜、水果，可以致人变哑。最终，“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县委县政府责令化肥厂、制药厂，立即关闭停产。要不惜一切代价，给受到毒害变成哑巴的湨梁村人看病。”这个结局是胜利的，但也是无奈的。 《何处安放》和《鸦雀无声》关涉的都是土地问题。我和冯俊科都生长在农村，我们和父辈一样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有着割舍不了的感情。我们明白，无论什么时候，土地和院落在老百姓眼里都是那么宝贵、那么神圣。冯俊科长我两岁，对农村的事知道得更多，对土地也更有感情，而且因为家居城郊，对城镇化、工业化对土地的“围猎”有更切身的感受。他通过两部中篇叙述的故事，通过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也借人物的语言，表达了对土地的深情，表达了在土地变迁中所受到的震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深思。冯俊科在《何处安放》中引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句话：“农民对地产的热爱今昔一致，都达到了顶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我类比地说，是故乡的土地点燃了冯俊科创作这两部小说的全部激情。 当然，两篇作品的意蕴不仅仅于此，对故乡土地的热爱、怜惜，以及对土地遭到挤压、破坏的愤怒和茫然还都是一种表象，作者是要通过这种表象深入探讨近郊农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盲目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毫无疑问，工业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我们要迎接它，拥抱它，但也要尽力把它可能带来的不利降到最低。同样，城镇化也是我们改变农村现状的必由之路，目前城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城镇化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地认真规划研究。冯俊科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同时就蕴含着自然界对人类报复的可能。”“我们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中，要用辩证思维来思考发展，有森林才不会变成沙漠，不会变成干旱的草原。发展的同时要保护自然，不能盲目发展。”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亦认为，在新一轮城镇化发展中，必须科学制定规划。其中重要一条，是要坚决守住国家关于耕地的“红线”，不能以城镇化为名“围猎”“蚕食”土地或者毒化土地。不能犯《鸦雀无声》中30年前争“废水”而30年后后悔莫及的错误。有专家测算，修复一亩废弃的土地须花费150万元人民币。我算了一笔账，若以一亩地年产收益1000元计，积攒150万元，则需要125年。急功近利势必殃及长远，我们不可不慎。这也是冯俊科在小说中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樊希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