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子诚 洪子诚先生是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大家，出生于广东揭阳，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接着任教直到2002年退休。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洪先生以其含蓄低调的治学品格，逐步将积累的史料视野、历史经验与文学感性形诸文字，重要代表作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我的阅读史》等。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八卷本《洪子诚学术作品集》，赋予洪先生迟来的、实至名归的荣誉与学术地位。 洪先生曾三度受邀至台湾讲学：2009年在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客座，2013年在交通大学社文所客座，2014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在台期间，他常不辞辛劳，应允赴各大学演讲，目前在台湾专攻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也因此，台湾对洪先生并不陌生。然而，或许是洪先生过于谨慎，他的书一直到近年才正式有繁体中文版，例如他的学术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8年才由台北秀威出版公司分成上、下两集出版，而《阅读经验》(2015)则是洪先生应台北人间出版社吕正惠先生的邀请，为台湾读者亲自编选的第一本台版文学评论集，主要选录他在北大中文系退休后至今的最新读书、研究、讲学间的“阅读经验”，当中有一些篇章，甚至尚未收录在大陆版的专书中。 洪先生不喜重复、尊重独创性、包容差异性的治学品格与性格，大概从早年就已经奠定。这或许也体现在他一生的研究取材、评价的视野与方法，甚至跟大陆“主流”学界所保持的距离上。他深深理解道德评价的抽象危险，重视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语境与高密度的史料联系，然而，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史料来进行问题的讨论，不只考验着文学史家的才、学、识，更是回应与重构当时历史现场的一种文学、甚至政治价值的决断。在上世纪80年代中还高举文学启蒙的功能下，洪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花了非常多篇幅来讨论作家的艺术个性、感性生活、小说的风格、流派，甚至艺术境界等关系；而当90年代追求“文学”的主体性已蔚为学术时尚的“主流”后，洪先生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着重处理非个人意义的文学生产与机制，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洪先生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错位”，不如说是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实践文学与学术自由、多元及特殊性的一种辩证方式。 当然，在文学研究的个案上，洪先生确实比较欣赏主流中的边缘、大叙事中的例外、集体中相对独立的作家与作品。那些带有悖论、矛盾意义的历史主体，似乎总能召唤看似严肃的洪先生的慧诘目光。因此，许多学者便认为，洪先生在自由主义跟左翼的立场上偏向自由主义，在“文学”与政治(或广义的社会实践)上，选择了“文学”。然而，这样的划分与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恰恰是洪先生一生自觉要克服与打破的──无论从研究对象与教学工作的事实，洪先生都更为重视左翼作家与文本。在《阅读经验》中所收录的答冷霜《回答六个问题》中，他说：“我的重点是讨论‘左翼’(‘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自身存在的悖谬性因素：在对一个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对‘纯粹’、‘绝对’的无止境的强调。不断对‘不纯’的因素的剥离，结果是‘革命文学’失去血肉，成为空壳”。而在《答李云雷先生问》的类似追问时，洪先生更明白地澄清：“我觉得‘自由主义作家’在当代的命运，他们遇到的矛盾和做出的反应，相对起来较为清楚，而不同的左翼作家的当代命运就复杂得多，那种各个层面的‘悖论’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这种细致地剥显中国当代作家相对特质的善意与耐性，拒绝简单地坐实在某种主义与立场的姿态及愿望，每每也给他带来研究、备课和演讲上的麻烦，所以即使已过“随心所欲”之年，洪先生还是常调侃自身缺乏灵性，自认跟不上新形势与作品，时而还战战兢兢地露出腼腆的苦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