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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弄清中国文化、以致这个伟大文明的内在秘密，探究其本质、根源、特征、价值在哪里。一定要先把材料弄清楚，以卷地毯式的方法摸清基本材料，既知道西方的理论，还要重视自己的感觉和体验。不能拿着一些似懂不懂的概念去乱套。很多研究者阉割了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我把文学放在原来的生态中，考虑和各种文化方式的联系，对文学的生长条件、发生条件、深层意义和文化身份进行考察，就获得存在的广阔空间，这就是我在文学地理学中研究的问题——连通地气，把文学的观念松绑了。 心学是最终的关键。《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心学讲究的就是“思则得”，开通心窍，发挥心思的功能是关键，要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得出自己的第一印象，然后再反过头来与前人的解读进行对话，这是排除“矮子观场”之弊的重要方法。开窍，可以使读书成精。 读书报：先秦诸子的还原说，具体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 杨义：应该说，探讨和解决了一些两千年来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或被遮蔽了的问题。比如孔子什么时候见老子？根据《礼记·曾子问》的记载，孔子跟随老子见习过一次殡葬，出殡途中发生日食。按照周礼，周人是上午出殡的，把尸体下葬之后，还要在中午举行虞祭，“日中而虞”，把灵魂迎回宗庙。我缀合了大量的材料碎片，考定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是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这时成周洛阳已经平息王子朝之乱，按周礼上午出殡，途中遇到日食应在上午10时左右。我用现代天文学检验这个判断，结果考得这年的日食发生在公历11月14日上午9点56分，与周礼若合符契。 关于《论语》编纂问题一直都有争议。关键在于把春秋战国书籍的编纂，如实地看作一个过程。如果按照宋儒的说法，是曾子的弟子们编的，这就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比如为什么颜回和子路有那么多鲜活的材料，他俩都没有私家弟子，而且到了曾子的弟子时，已经是50年后了，不会有人记得那么多的故事。再比如，为什么“四科十哲”中没有曾子，如果只是曾子的弟子编纂，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其实《论语》经过三次重大编纂，第一次是“夫子既卒”，仲弓等人负编纂的责任，发生在众弟子为孔子庐墓守心孝的三年（二十五个月）；第二次是二三子推举有若主持儒门，有若、子张等人负编纂的责任；最后一次是在曾子死后不久，曾门弟子编纂的。三次编纂，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编撰者的价值取向和生命痕迹，形成了“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究其原委，进行条分缕析，需要深厚的学力和敏锐的眼光，旨在发现一部“活的《论语》”。 在先秦诸子还原的研究中，我提出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去探寻古人留下的生命痕迹。学问之道贵在原创，而不是要求你纯粹地去充当前人的吹鼓手，那是没有太大出息的。必须在充分理解前人长处的同时，发现前人没有达到的空白和缺陷，这才谈得上学术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我们有些学者做学问还比不上破案的警察，警察是把鞋印看作人的生命痕迹的，根据鞋印就可以推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身高、胖瘦和走路的姿态，甚至作案动机。我们一些学者只量鞋印的尺寸，标明离窗户、门槛有多远，记录在案，就觉得非常实证了。其实，经典就是古人的“鞋印”，蕴含着人的生命痕迹，必须激活它的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