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报：今天如何推进鲁迅研究？ 杨义：鲁迅是一口以特别的材料制造的洪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只是演绎批判国粹之类的文字，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原本性了。不要忘记，鲁迅是兀然站立在中国大地上身穿长衫，手执毛笔写文章的思想者。他交友使用旧体诗，送给许广平的礼物是《芥子园画谱》。所谓“灵台无计逃神矢”，从语源学上说，“神矢”是外国的箭，“灵台”依然是中国心。 鲁迅搜集石画像拓片，不是为了淘宝升值，而是为了考证其中展示的生活情态及其蕴含的民间精神情态。许寿裳称赞：“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页）可见做的是精粹的古典学的功夫。这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长志，增长见识，认知世界，联通血脉，涵养精神。其间曾用南宋人洪适的金石学著作《隶续》，校订《郑季宣残碑》。考证古碑时，对清人王昶（号兰泉）的《金石萃编》多有订正。1915年末，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清人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鲁迅的金石学、考据学修养，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他也于此接上了清代考据学的传统，正因由心细如发，才能使其在后来的文明批评中旁通博识，眼光如炬。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发现“东方美的力量”，藉以遥祭“汉唐魄力”。由此可知，沟通血脉，是当今鲁迅研究的当务之急，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读书报：您原来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后来是怎样向古典文学研究的？ 杨义：90年代初，对于文学的评价标准有些混乱。我希望按学术内在的逻辑找到切入口，就转向了古典文学。我的学术研究有几部分，一是叙事学系列；二是诗学系统，写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对经典文本和经典作家进行文化和生命的还原性探讨；三是图志系列，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进入到古典文学领域，我先从熟悉的小说着手，但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还必须研究中国的诗文。所以，我又研究了李杜诗学、楚辞诗学以及宋元时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学。最近七八年，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研究先秦诸子上面。就这样，在明清、唐宋、魏晋、先秦分别“打了几个桩”之后，我又开始思考文学的整体观问题，进入对文学的深层意义和生命血脉进行整体研究中。因为只有站在贯通古今、会通多域的角度上，才能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个精神谱系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异的，从这个基础上来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思考国学的深层脉络及其精神内核，才是有理有据、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魂的。 读书报：能否概括一下您的学术方法？ 杨义：我在研究中国叙事学时采取的学术方法是四句话：一，回到中国文化原点；二，参照西方现代理论；三，贯通古今文史；四，融合与创造新的学理。简单说就八个字：还原、参照、贯通、融合。在研究诸子学采取的方法，是以史解经典，以礼解经典，以生命解经典。对先秦诸子的生命存在，就像考古学修复古陶罐那样，聚合许多材料碎片，根据它们出土的地层以及形状、弧度、纹饰、断口，按照科学的方法缀合成完整的陶罐，有些残损处还按照其形制补上石膏。没有这项缀合，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那些令人精神震撼的古器物，也许还冷冰冰地堆放在库房里。这就是“缀碎为整”的方法。另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基于战国秦汉的书籍制度，是简帛抄本，它们的成书是一个过程，迥异于宋元以后的刻本的一版定终身。因此许多书籍都存在着类乎考古学上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辨真伪，而是穷究其原委，梳理其前世今生。这就是“辨析叠压”的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首先要对饱经沧桑的经典抱着尊重和珍惜的态度，把经典视为古人的生命痕迹，进而“以迹求心”，给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