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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的真谛：打通学科壁垒 记者：前面您提到中文系的发展要有国际视野，这一定与您的“比较文学”专业训练密切相关。下面想请您从专业角度谈一谈治学思路。比较文学会涉及两种以上语言、文化、学科的原始典籍，传统和理论的比较与对话，比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似乎要求更高。 陈老师：这里所说的“比较”不是一般认识论上的比较，而是学科方法论上的比较、对话和阐释。一般认识论的比较是人天生的、直觉性的，比如大小、多少、长短、男女、老少，甜咸等等，这种比较很容易，只是类的区分。本体论和认识论结构意义上的比较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不同事物间如何打通连接，共存共生进而发展创造新的事物。具体到比较文学研究，要深入到文化的内层，比如审美观、生存观、信仰、风俗、价值观等，要揭示不同文化现象的源流和生长、演化规律。实际上“比较”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学术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学科，像比较心理学、比较经济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社会学，比较考古学、比较政治学等等。可以说，比较和对话，是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宿命。 记者：按您的解释，我觉得“比较文学”的思路非常切合目前中国的文化发展与文化自觉性的要求。 陈老师：从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看，这个学科就是研究不同文化间如何对话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英国、德国等这些欧洲国家初步形成的。由于殖民扩张遇到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他们需要了解很多不同的殖民地文化，所以要进行比较研究。要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思维方式等进行比较，必然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问题。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比较学科先后出现了法国影响学派、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等重要流派。二战以后，“平行研究学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只是考虑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人的信仰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要对人类的本质属性进行差异比较。现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同类型的对象，比如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也可以用于不同学科间的研究，比如经济与文化。它能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实际已经形成了一类对话性的全球化意识下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范式。 在我看来，“比较”可说是中国整个现代学术的命运。面对西方对我们从坚船利炮到制度文化的冲击，我们的学术也就形成了“冲击-回应”的模式，实际就是比较模式。解放以后，由于政治原因，教育与学术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其特点是专深，缺点是没有通识，跨学科研究不足，这一情形已不符合现代学术的要求。其实不同学科之间本来就有自然的普遍性联系，比如不可能有孤零零的当代文学，近现代、古代、世界文学都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贡献，它们甚至是源流；而过去的文学传统也只有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才能看清其历史价值，所以 “比较”的契机、需求和价值越来越凸显。中国文化和学术也要由“冲击-回应”模式，转变为“对话”模式，再转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共创模式，所以广义“比较”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国当前的学术与社会发展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记者：国内学术界也开始重视跨学科视野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但 “跨学科”毕竟是有相当难度的，如何用“比较”的方法打通学科壁垒？ 陈老师：比较、对话和跨学科研究，都需要一定的自身结构支撑，不同学科之间一定有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的发展基础，而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又是为本学科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的，其间相互映衬。比如我们系开办了一个应用语言学专业，就是让现代信息技术与语言学研究结合，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巨大的学科前景。目前我们所做的智能化汉语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研究等很多科研项目甚至可以与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伯仲对话，而且没有花很多钱。我们的跨学科文学和语言研究既有明确的研究目标，也有深厚的学科基础为依托。目前中文系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已有比较系统的计划和方法，本科采取合作培养模式，到研究生阶段则有一些有针对性的跨学科课程和国际学术合作研究来推动。 我觉得中文系的跨学科研究有三个层次：小跨越是指不同的人文学科，中跨越是从中文的角度进入社会科学，大的跨越则是延伸到自然科学里。这些都是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决定的，有明确的目标和思路，不是盲目闯入不同学科的知识。跨学科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学科要精深，思想要开放，才会真正明白学科发展的局限，自觉地通过跨学科研究为本学科灌注一些新的生命力。也只有本学科达到比较高的研究水平，才会知道不同学科如何进行高层次的“对话”和“贯通”，否则只是投机取巧，引用一些新的名词术语，这样的跨学科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记者：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对中文系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习惯是否也存在挑战？ 陈老师：这是我们中文系未来发展面对的重要问题。我们除了做好自身专业的精深研究外，还要求老师做到两方面。一是要有国际视野。比如《诗经》研究是典型的“国学”，但是要求不仅要知道中国的《诗经》研究，也要了解其他国家的《诗经》研究。国外的研究可能不符合我们的主流学术观点，也许比较“肤浅”，但他们怎么看待、为什么这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很有学术意义的，这是“国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只有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才能比较对话，才有可能把中国的地方性学术研究变成一种世界性的研究。第二是知识视野。就是说要懂得以比较、跨学科和文化共创为核心方法论的现代学术方法，具备跨学科研究和进行“通识教育”的素质。我们要求老师们要学会在多学科背景下关注自己的学科，最后达到一种从容治学、游刃有余的学术状态。 古代有六艺之学，即礼、乐、射、御、书、数，也讲六经。学术与人生的修养是多方面的，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古代的学术传统。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在本专业内解决所有的学科问题。做文学研究，应该打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还有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实现古今中外的对话，这样学问才能做得好。 文学研究本来就需要综合素养，比如古代文学，必然涉及古代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宗教、医学、乃至科学技术。再比如现在研究侦探、犯罪小说，就要懂得生物学、心理学、法律、审判程序等等。古代中西方都是各种学科自然整合，文史哲数理化不分家，近代则是越分越细，而现代学术则又要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到跨学科整合的层面，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跨学科研究要从方法论的需求提升到本体论的角度，我相信中文系的老师会有这样的学术自觉性。 另外，跨学科的眼光还有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我本人就招过几个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和工学转过来的研究生，虽然他们的人文基础没那么强，但我能看到他们的发展潜力，事实也证明他们后来都发展得很好。 记者：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一般的研究者对于“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还是比较认同的，但对扩展到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必要性还缺乏普遍的重视。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人文因素，单纯按照经济与机械的逻辑来应对已经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人文学者应该在社会发展与文明建设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陈老师：是的，我们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是复杂的、整体性的，如果只是依赖于资本、经济、市场规律的投入产出思路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要关注人的生存方式、生存选择、价值观念。北京古城墙如果保留到今天，它的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语言，譬如汉语和文学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价值至今也未必被真正认识到位，如果政治家、经济学家不懂得语言、文学和美学知识，不懂得文化知识，他们的目光永远都是短浅的；反过来也成立，一个文学家、教育家，如果不懂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不懂得世界未来的走向，学术研究不与人类的命运相结合，他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以目前一度流行的苹果电子产品为例， Iphone、Ipad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美学、经济学、心理学、广告学、销售理论的成功，其本身是多学科的产品。我们培养学生更需要打好现代学科综合知识的基础，积极培养未来的人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