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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日本学者竹内好曾称赵树理文学具有别样的“新颖”性，因为他“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超越了“西欧式现代文学”，同时又摆脱了“人民文学”的缺陷。竹内好评价的主要是赵树理1945年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事实上，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三者关系的维度上，如何界定赵树理文学的意义，是值得进一步展开的问题。特别是他建国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更值得重新解读。 赵树理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几个序列：其一是《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等涉及家庭婚姻主题的小说，其一是《李有才板话》《地板》《邪不压正》《“锻炼锻炼”》《卖烟叶》等“问题小说”，其一是《孟祥英翻身》《庞如林》《福贵》《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人物传记，另一则是《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及未完成的《灵泉洞》等表现较长历史的长篇小说。这大致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四种类型和基本要素（“家长里短”、社会问题、人物传、历史叙述）。而这些要素的集大成之作，是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 作为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的主题无疑可以纳入“问题小说”序列。赵树理称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为配合中国革命“新的历史任务”，即“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其主要内容被概括为写“农业生产”。但与一般问题小说不同的是，它写的并不是已经有了确定政治方案的“群众工作”中的某一具体环节，而是对合作化运动本身做出历史评价。小说既书写了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更涉及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理想与可能未来的描述。可以说，这是赵树理唯一一部带有乌托邦式的浪漫想象色彩的小说。而小说侧重表现的六位年轻人的离婚与结婚，王、马、范三个家庭的分化与重组，则无疑延续了婚姻家庭叙事主题。正是后一层面，使得这部写“大事”的小说，充满了乡村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和喜怒哀乐。同时，这部以写“事”为主的小说，也不乏重要人物形象和呈现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人物类型。但是，这些人物既不是经典现代小说中的个人化主体，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毋宁说更接近笔记体人物序列。小说所赞赏的主要人物，其形象总是在事件发展、人物行动、人际交往、趣闻轶事、乡村闲话甚至插科打诨之间确立，而不存在一个基于人物内心活动以透视世界的叙事支点。与这些要素相关，“时间”在《三里湾》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小说叙事的起承转合和大的结构单位，都由明确标示的日常生活时间（一夜、一天、一月）来确认。“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种大历史想象，与乡村生活世界的具体时间融洽地统一在一起。 《三里湾》可以说是赵树理对自己的乡村经验、文学观念具有双重“自觉”的产物。就乡村经验的自觉而言，这一方面是1949年赵树理进入北京，在城市环境中创作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学遭到碰壁之后，重新回到农村题材的代表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他自觉地介入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在当时中国是否可行的理论论争的产物。就文学观的自觉而言，这是不满于新文学“文坛”而立志做“文摊”文学家的赵树理，在系统阅读西方文学名著、接受和消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对他文学观的一次自觉演示。《三里湾》创作前后，赵树理少见地发表了多篇创作谈文章，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两套文学”（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三份遗产”（古典的、民间的、外国的）以及“两种艺术境界”“两种专家”等说法，并特别明确了以戏曲、曲艺为主要渊源的说唱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可以认为，《三里湾》是赵树理调集所有经验、知识、理论和文化储备而有意识地制作的一部文学“巅峰”之作，其中包含着文学书写和历史想象的双重创造性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