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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重就轻”的叙述策略 虽然在韦勒克眼中马克思、恩格斯并非“英雄批评家”，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欧美各国产生的国际性影响却是客观事实，其中美国的拉夫，德国的本雅明、布莱希特、卢卡奇，俄国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批评家，意大利的葛兰西等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韦勒克都有专章论述，且篇幅都超过论述马恩文学批评的部分。除俄国外，韦勒克给出的评价都很可观，如称本雅明超越了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两个政党的立场，“实现了他的志向——他那个时代的‘德国首位批评家’”。(22)此外，在197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4卷(增刊)中，年过七旬的韦勒克又增加《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一文，承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23)并高度评价卢卡奇、戈德曼、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文学批评，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将批评对象拓展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抛弃了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封闭式影响。 但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价值有限，“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依然暴露出在其精神之父的言论之中亦偶可发现的激进思想意识、黑格尔辩证法、经济决定论、现实主义典型说大杂烩的痕迹”，(24)那么后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家的价值何来?韦氏是如何弥合这种“断裂”的?从韦勒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叙述策略，即在评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时，韦勒克时刻警惕将其与苏联的机械式马克思主义批评区别开来，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获得成功并不在于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是有所“创新”。如韦勒克谈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美、英、法、意、德的传播(埃德蒙·威尔逊、肯尼斯·伯克、考德威尔、戈德曼、葛兰西、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但认为这些批评家只有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传统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某种“变体”时，才可能有所发明。如考德威尔依据人类学和心理分析，戈德曼掺入结构主义和发生学，葛兰西结合克罗齐美学，卢卡奇注重德国古典主义等等。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一文中，韦勒克援引P.德默兹的论文《古典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卢卡奇》(《水星》1958年第12期)中的观点，认为卢卡奇重新阐释“具体的普遍性”理论，重提与德国古典美学传统有密切联系的“理想的典型”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富于创造性地实现了唯心主义美学的复兴，(25)可见韦勒克盛赞的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而是一个旨在振兴德国古典美学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美国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菲利普·拉夫(1908—1973)则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信任自己的“审美感受力”(26)时，才能写作出最优秀的文学批评。韦氏还热衷于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逻辑上的含混和矛盾，如他指出美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前后观点的不一致，认为葛兰西在《文学与民族生活》中一面提倡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实用文学”，一面又认为当下不存在这种能起到帮助大众深化并提高趣味的文学，“他理解没有希望通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来提高腐朽的大众趣味，这种文学刻意造作，在葛兰西看来并不起作用，虽然他赞成它所代表的理想”，(27)这种文学观念在韦勒克看来只是一种乌托邦。韦勒克的上述叙述策略虽然成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家的“创新性”和“复杂性”，但难免有避重就轻的嫌疑，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有何价值，而是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博弈中形成理论张力的批评家才能有所创获，这就是韦勒克一以贯之的叙述逻辑。 韦氏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论述苏联文学批评的部分，以及《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沃尔夫冈·伯纳德·弗莱希曼主编)的“文学批评”条目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称为“三个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流派”之一，但他以绝大部分篇幅声讨作为“严密理论体系”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1932年之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际上称为党的路线及其曲折行程的历史”。(28)基于对以意识形态论代替甚至取消文学批评的反感，韦勒克的上述批评是可以理解的，雷蒙·威廉斯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首先是由普列汉诺夫根据恩格斯晚期著作的观点加以系统化的，随后又由苏联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普及的。”(29)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与马克思本人无关，是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二手诠释的基础上建立的，并由苏联共产党最终拟定的四手理论，于是威廉斯回到马恩本身建立“文化唯物论”。但纯粹的文学批评史写作哲学及其追逐批评大家的“英雄情结”，使韦勒克虽然意识到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等量齐观，却失去了深度阐释马克思著述的机会。《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1965)中对马克思分析明显不足，对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介绍也流于表面。我们可以理解韦勒克对苏联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不以为然，但以此为现实依据将其“失败”归咎于马克思、恩格斯，实在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意味。 在韦勒克1962年成为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协会主席之前，他就以大批评家的“热情”审视捷克(马克思主义学说居主导)的文学状况。《现代捷克批评和文学研究》(1954)一文对捷克共和国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竟能合作展开感到“由衷的欣慰”；《近期捷克文学和捷克文学批判》(1963)指出斯特里布尼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1959)虽然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但对诗的感受能力和剖析能力给韦勒克带来了“希望”，使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在精神生活方面并非完全死气沉沉。1967年韦勒克成为马沙瑞克出版信托协会主席，致力于翻译出版捷克爱国主义者被捷克官方扣压的著作，在他为穆卡洛夫斯基的《词和词的艺术》(1977)撰写的导言中，韦勒克再次为穆氏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抛弃早期著作的行动“深感遗憾”。(30)纵观上述韦勒克的一系列活动，我们很难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没有裹挟西方大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和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立场，这种立场进入韦氏的批评史写作，进而造成其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时的吊诡。 虽然韦勒克批评史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处理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韦氏第一次从历时方面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并在欧美各国开花结果的过程。后出的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1957)甚至没有给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任何篇幅，只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纳入以下公式：“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要求文学的是，社会的真相，见解健全的小说，社会资料的记录，党的路线的尊崇，社会计划的蓝图。它所禁止的是：抒情的呼声，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复杂的象征，客观冷静的沉思，和其他避免或超越集权体系下的社会责任的作为。它不信仰艺术。它所要求的社会艺术，不会是好艺术。”(31)韦氏批评史与之相比少了不少“门户之见”，对本雅明、卢卡奇的推崇也符合客观事实，在某些地方甚至闪现出批评史大家的洞察力，如指出马恩并未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文学理论或文学社会学，但马恩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并没有显出不连贯性，原因在于“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32)隐约意识到马恩著述和观点上的整体性；又如《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一文指出：“在揭示文学作品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马克思主义独擅胜场”，(33)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内含的两个维度，即政治—经济之维与意识形态之维。这些洞见与其局限一样，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