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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费伦叙事研究的特色是强调叙事的交际特征，在他看来，“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是多重交际的行为”[10]154，“叙事理论的中心原则是：叙事是作者向读者有目的的交际行为。”[10]154交际也是修辞的出发点，因为修辞离不开修辞者和修辞接受者的沟通交流。对叙事交际特征的关注其实也就是对叙事修辞性特征的关注。费伦对叙事交际特征的关注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进程”理论，二是对读者的关注。 “进程”理论是费伦在综合叙事学研究和芝加哥学派修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进程”，“指的是一个叙事借以确立其自身前进运动的逻辑方式……而且指这种运动自身在读者中引发的不同反应”[4]63。从这个定义看，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本内的叙事发展的逻辑方式，一是读者对该种逻辑方式的反应，简言之，即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文本动力主要由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不稳定性推动，属于故事层面；读者动力是读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属于话语层面。对“进程”的理解，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个方面，“进程”所描述的内容与一般所说的情节并无本质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情节在悲剧六要素中居首要地位，而且一个完整的事件要“有头，有身，有尾”。费伦所在的芝加哥学派(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在文学批评上基本秉承亚里士多德思想，他们重视情节和人物，反对新批评对语言的过分强调。费伦所说的“进程”，据他自己说，受芝加哥学派第一代批评家克莱恩的情节观影响很深。[10]156在2007年出版的《体验小说：判断、进程及修辞性叙事理论》一书中，费伦对“进程”在叙事的“起始”、“中段”和“结尾”三个段位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起始”由揭示、启动、初始化和进入四个方面构成，“中段”由揭示、航行、互动和中级塑型四个方面构成，“结尾”由揭示、收尾、抵达、告别和完成四个方面构成，显然，“起始”、“中段”和“结尾”总共十二个方面的分析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有头，有身，有尾”的细化，而且在细化过程中，有明显的修辞性意图，突出了叙事的不稳定因素和读者的作用。第二个方面，“进程”比情节复杂。情节一般是文本中客观存在的一条或多条事件发展的线索，弄清了这些线索，也就明白了情节，但“进程”侧重情节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的内在动因，情节以何种方式发展，需要对不同类型的情节进行总结后才能得出结论，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因何在，需要对上述十二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辨析才能找到，总结类型、辨析动因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面对情节的交流过程。在“进程”视野下，情节不再是简单的事件发展的线索，而是这些线索及线索分析的集合体。第三个方面，“进程”没有陷入到情节之中，而是跳出情节之外，关注情节在文本中的效果。费伦在对自己所使用的术语统一下定义时指出：进程是指“叙事从头到尾的运动和控制这种运动的原则。进程沿着两个同时间的轴进行：叙事文本的内在逻辑和那个逻辑在由始至终阅读的作者的读者中引起的一系列反应。”[4]173指出“两个同时间的轴”，说明“文本的内在逻辑”和“读者的系列反应”是同时进行的，情节发展的过程也是读者对情节的思考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费伦此处所说的“读者”是“作者的读者”，即通常所说的隐含读者，隐含读者隐含于文本之中，隐含读者的反应也局限于文本之内。这意味着，“进程”主要是文本内的“进程”理论，其修辞特性也主要是文本内的交流。 “进程”虽然主要是文本内的“进程”，但费伦并没有被文本捆住手脚，在具体叙事作品的“进程”分析中，他往往突破文本的限制，将“进程”扩展到文本外的实际阅读过程。在详细分析了海明威《我的老爸》的叙事进程之后，他通达地指出：“正如海明威的故事对叙事理论有所贡献一样，我也完全意识到其他批评家和理论家也可能引导我修改这些答案。”[4]76这就是说，费伦自己对海明威作品的分析并不是终极答案，它只是分析海明威作品“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而且这个环节有可能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其他批评者的“修改”。海明威的这一声明至少从两方面揭示了“进程”在文本外的交流性质：一是批评方法之间的交流，“进程”理论只是费伦本人的一家之言，对它的评价需要看作品的实际情形，“进程”并不是刻板的僵化的理论，而是一种相对灵活的分析方法，它和其他方法一起，共同丰富了对作品的分析；同时，“进程”在与其他批评方法的交流中，不断“修改”自己。二是作为读者的批评者之间的交流，“进程”在与其他批评方法的交流中“修改”自己，那么，进程理论的倡导者也就和其他批评者在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因此，“进程不应该是局限于叙事动力学的一个概念”[4]76，它还应该是促进真实读者之间加强交流的一个概念。 对读者的关注，不仅是“进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费伦修辞性叙事研究中的一大亮点，反映了费伦对经典叙事学和芝加哥学派的突破。在分析修辞的“交流”性质时，有必要对“读者”进行集中讨论。 经典叙事学对叙事交流的关注以查特曼和里蒙-凯南最有特色。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叙事——交流情境示意图：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11]135，两个“…→”之间即是文本内的交流。在查特曼看来，叙事交流是文本内的交流，主要是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交流，加了括号的叙述者和受述者的交流“是可选的”，即不一定进行交流，虽然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在最终实践意义上”为交流所必需，但它们“就其本身而论是外在于叙事交流的”。[11]135-136显然，查特曼是将文本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叙事交流是一个文本内的封闭的交流，是一个从隐含作者向隐含读者的单向度的传递过程。和查特曼强调叙事作品的封闭交流不同，费伦强调叙事活动本身的交流特性：“如果叙事是有目的的交际，那么文本就不是自足的结构而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目的的方式”。[10]154和查特曼关注隐含作者向隐含读者的单向度传递不同，费伦认为“叙事文本的意义产生于作者代理、文本现象以及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交流”[10]154，这不仅突破了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限制，更突破了单向度传递的限制。里蒙-凯南是经典叙事学家中非常强调叙事交流的人，她指出“叙述”首先指的是“把叙述内容作为信息由发话人传递给受话人的交流过程”，并且专门论述了“读者扮演的角色”和“阅读的动力学”问题，前者分析了“读者—文本相互作用”[12]212-214，后者分析了文本“引导并控制读者的理解和态度”[12]214-219，她所说的“读者”主要指“隐含读者”。里蒙-凯南的分析，显示了她对叙事交流性质的关注，这种交流超越于查特曼的单向度交流之处，在于关注隐含读者和文本的“互动”，但她又倾向于“互动”中更多的是文本对隐含读者的引导和控制，又似乎回到一种单向度的交流模式。从里蒙-凯南似乎矛盾的论述中，从她对伊瑟尔、佩利和英伽登的阐述中，我们可以说，她对读者和文本“互动”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基于接受美学和阅读现象学的一种不自觉的运用，其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文本中心情结。和里蒙-凯南相比，费伦更强调读者的能动性，他承认文本对读者的引导作用，文本和读者的交流首先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交流，但认为读者对文本的能动性建构更为重要，认为真实读者会影响甚至决定隐含读者对叙事的反应[13]，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使它们之间的交流又成为一种由外而内的交流。在费伦看来，由内而外的交流和由外而内的交流循环往复，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作者、文本和读者处于一种无限循环的关系中……任何一篇特定文章都应该既具有潜在的实用性，而其推论又不是终极的”。[4]6关注真实读者，关注循环交流，是费伦区别于经典叙事学的显著特色，也突出了修辞的“交流”特性。 芝加哥学派强调文学的修辞和教益，布斯作为芝加哥学派第二代批评家的代表，在学界影响深远。在他看来，叙事作品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手段，就是一种交流活动：“作为修辞的小说……整部作品的修辞方面被视作完整的交流活动。”[14]这种交流活动，主要是文本内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交流。布斯认为，他的小说修辞，讨论的是叙事技巧的修辞意义，属于“修辞与艺术是否协调这一较为狭窄的问题”[9]2，它可以排除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的影响和干扰。布斯一方面强调叙事是一种交流活动，这意味着真实读者必然参与叙事的交流过程，另一方面又由于强调修辞技术而排除真实读者，这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原因在于布斯强调隐含作者的引导作用。隐含作者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优越于真实作者，从而对小说进行更好的叙事引导。叙事交流主要是通过隐含作者来引导读者通过文本进行交流，由于读者是文本的接受者，他对文本的解读虽然有自己的视角，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隐含作者的意图。因而，这种交流基本上是一种引导和回应的过程，其核心是对文本固有意义的追寻，使隐含作者的意图清晰起来。也就是说，读者的个性会因为寻觅隐含作者的意图而消失，众多读者因为寻觅作者意图，通过“共导”而形成一个意见基本一致的读者群，这个意见基本一致的读者群的价值观可以浓缩为隐含读者的价值观，这样一来，隐含作者与读者群的交流实际上成为隐含读者和隐含读者的交流。与布斯不同的是，费伦既强调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的“互动”，又强调真实读者的知识信仰和阅读体验在叙事交流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修辞阅读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多层面”的交流，文本是这些交流的“共享媒介”，作为“共享媒介”，文本就不再是隐含作者单方面的产物，“文本源头的构建也受到读者主观性的影响”，这就是说，“文本建构了读者，反过来，读者也建构了文本”[4]147。对叙事策略与读者阐释活动之关系的重视，是费伦叙事研究的一大特色。这里的“读者”，不仅仅是布斯所注重的隐含读者，而是包括费伦所援引的拉比诺维茨区分出来的“四种读者”：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作者的读者(即假设的理想读者)、叙事读者(叙述者想象的读者)、理想的叙事读者(叙述者希望为之写作的读者)，在这四种“读者”中，费伦与布斯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对真实读者(即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的关注。他指出，真实读者的“模仿参与”对理解作品的人物和主题有所裨益[4]14-16，真实读者的信仰会影响阅读经验的形成[4]117-118，压制叙述有时会导致真实读者的处境“尴尬”[4]100-101，“(真实)读者的兴趣和习惯影响他们对故事的反应”[15]574，并一再申明自己的叙事分析只是一名“真实读者”的分析，自己的阐释也只是多种可能阐释中的一种，并不影响其他“真实读者”的分析和阐释。如果说，布斯强调作者的导向作用，强调真实读者经过“共导”而形成的共性阐释，费伦则强调读者和作者的平等性，强调作为独立个体的真实读者的个性阐释，强调每个真实读者的每一次阐释都是一种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