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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化类型与“以诗为文”传统 进一步来看，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程度很高，其中又可分化为两类诗化系列：一种是文体观念较为淡薄，作家的全部作品几乎都以诗化、散文化著称；另一种是在强化小说客观性、情节性的过程中，时常有越轨的笔致，在小说内容的局部对诗化有所靠近。两种类型，都含蕴着诗化小说家们的独特想象与创造，背后均有他们独特的生活形态与审美追求，这里仅仅因为论述的方便，以归纳分类的方式进行阐释。 有纯粹化倾向的诗化小说，往往具有诗的韵味，如大段大段的独白抒情、营造一个虚幻的意境，淡化情节的细节发展，语句弹性多义令人回味，等等。与传统小说相比，其结构形态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它有小说的情节，但并不以曲折见长，也并不被作者看重；它有人物的活动，但面目性格并不鲜明。诗的影响在小说中呈一种内在渗透和化入的方式，使小说获得奇异的审美趣味。在新文学史上，此路小说的诗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倾向，把小说引向了一条既源于传统，又反叛传统，既深受西方影响而又独具民族特色的道路。如鲁迅的《故乡》通篇以抒情层层渲染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人物描写中虽然有少年闰土与老年闰土之比较，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叙事人称“我”，既盼望回到家乡寻梦，却又不得不惆怅地归去。整篇小说，中心人物并不鲜明，情节并不离奇。以文体特色著称的废名，给人的印象是“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10]。废名自己在创作对，写小说像陶渊明、李商隐写诗一样写，他还说“从表现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20个字，或28个字，成为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11]。又如创造社的郑伯奇，经常在郭沫若、郁达夫的小说中发现诗化、浓郁抒情的笔墨，“凡一翻读《寒灰集》的人，总会觉得有一种清新的诗趣，从纸面扑出来。这是当然的。作者的主观的抒情的态度，当然使他的作品，带有多量的诗的情调来。我常对人讲，达夫的作品，差不多篇篇都是散文诗”[12]。对于郁达夫而言，也许是古典诗词的修养所致，他特别注重小说的诗化，其小说大多数没有完整的情节，也不严格围绕人物活动组织材料，情节的发展主要以感情的起伏为脉络，零散的片断或生活场景，形成自然而流动的文本结构。又如萧红，她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大量插入叙事，写景的文本间隙之中，使小说充分散文化、抒情化。正如茅盾所指出的，它有“一些比‘像’一部小说要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3]。可见，那些比像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引起了评论者莫大的兴趣。 现代小说史上普遍存在诗化在小说中局部化的类型。小说文体内部也是多样化的，各种诗化的方式也不同。现代小说，虽然经常提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实践上更多主体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主体的发现与确认，使更多的小说家忍不住站到文本中去。这里似乎可以重复郁达失的一句名言：“五四文学，最主要的是个人的发现”，正因为有“个人的发现”。人的主体性得到强化，作家的个性得到张扬，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各自的音容笑貌也就鲜活在文本之中。诗化小说，因最能体现作家的创作个性，是最能挥洒自如地充满个性创造力的开放型、随意型的创新性文体，所以作家珍惜在小说某一局部地方中所留下的园地，种荷也好，插柳也罢，全凭自己做主。例如，萧红在文学修养与古典诗词方面缺乏基础，几乎完全按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正是她的优势遮蔽了她的文体弱势，如组织材料不够紧凑，像散漫的素描；缺乏中心，人物性格不够鲜明，这一点是胡风指出来了的[14]。如果去问现代作家本人是否继承了什么时，他们一般不承认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为转化是在作家不自觉状态下完成的。这里，其实创造的因素更为显著。因此虽然也有反对小说诗化的声音，如穆木天说认为“随笔式的小说，比严正的小说好作的多。避难就易，作随笔式的小说，是暴露着作家的创作态度之欠严肃与生活之欠充实”，需要进行“小说之防御”[15]。但这些声音毕竟不起多大作用，现代作家估计也不太看重这些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