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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想象的重启与环境意识的强化 文化植根于地方，从本土到全球的环境文学想象必须探讨地方意识的文化和生态建构，因为地方意识在形成生态意识、促进环境想象及消解环境危机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爱德华·萨义德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地方变迁、地方意识和地域文化。 地方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对地方意识的想象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环境意识、地方忠诚感和责任的建立。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认为，没有对自己所在地方的了解和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滥用甚至毁灭。海德格尔在谈及地方时，认为真实而诗意的栖居就是栖居在自己的家，并承担起保护“家”的人文与自然的完整责任。但是地方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正逐渐被现代主义对空间的无节制开发和殖民化抹去，只剩下坐标轴上虚拟的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也被打破，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延伸为辐射状，核心不复存在。而正是文学想象，尤其是神话和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现实，通过风景的陌生化处理提供给人们鲜活而敏感的地方想象，重新构建起人们的地方意识和忠诚感。 对于个体而言，地方意识就是一系列涵盖着地方体验的积累，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是人类意识的凝聚。地方意识的这种共时与历时变化凝聚在文学文本中，因而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想象很有必要。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新西兰生态学家杰弗·帕克和美国环境作家约翰·米切尔就跟踪、记录了一些地方的发展与消亡，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良知，还有利于培养地方忠诚感和责任意识。 地方意识在传统的环境写作和文学想象中较为微弱，且局限于狭隘区域。未来环境批评应通过重新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意识，实现地方内在价值，并将对地方的观照扩大到整个生态圈。同时，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也要得到应有重视。在众多文学想象中，地方和环境只是作为背景、事件的附属而存在，表现的是人类赋予的象征意义，其自身价值却被泯灭，小说家豪威尔斯在《现代婚姻》中对一个新英格兰村庄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那些把环境作为重要形象的作品中也不例外，哈代的小说《还乡》中，爱敦荒野被赋予了土著人的身份，作为一个主题、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物及其行动。但不管环境有多重要，哈代笔下的爱敦荒野终究还是从属于男主人公克林·姚伯的故事，依然主要为刻画人物形象或表征其隐喻意义服务。在这方面，爱伦·坡算得上较早关注精神生态的作家，他的本土意识为其创作增添了较多的美国元素，而从地域书写到精神生态的转变使其作品“表现出对文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思”。传统写作大多关注局部地方，如美国女作家芭芭拉·金索维尔的《记忆中的地方》和萨拉·奥纳·朱厄特的《针枞之乡》等。而关于城市生物区域的文学想象更是支离破碎，生态批评家抓住的也只是叙事、散文、诗歌等文本对城市中个别自然符号的意外发现，缺乏对整个城市和有机世界环境的考察。迄今为止，多数环境文学批评依然只是立足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而这正说明拓展学术视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当然，从整体思考并不意味着抹杀地方的差异和多样性，反而是重视生命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元，以创建更加和谐的文化沟通。 通过比较分析和重新阐释文学文本中各民族、各地区的环境意识、生存理念和观念习俗，可以发现影响人类社会久远的文化模式和心理积淀，找到一种灵活的、具有可操作性、能产生积极意义的批评理论和范式。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打通了人文科学内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渠道，必将获得更新鲜饱满的学术视野。探究文本中的地方意识差异、理解和想象地方变迁不仅有助于培养环境意识，还有利于审视人类文化对环境的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