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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罗《逃离》加拿大艾丽丝·门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李文俊译2009年7月第一版我突然听到一个叫门罗的人获奖了。我忘了这个名字，但提到她的作品《逃离》，我就想起来，几年前(2009)就读过这小说，当时就非常喜欢，推荐给朋友，还说她该得奖。完全忘记了，是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提及我以前这么说过。我读书不太看作者介绍，现在的作者，无论获过多少奖，也不会有托尔斯泰、歌德那样的圣者光环。解构者永远不会进入神殿，报道比较一下罗布·葛里耶与巴尔扎克、雨果。文学无足轻重了，但文学依然是文学。我拿过来就看原作，似乎人家是来投稿的。读得进去的我或许回过头来看看作者是谁，但门罗的那本书，没有怎么介绍作者，只记得是个女作家。 门罗也不想进入神殿，她的世界观都是现成的，常识而已。她写日常生活最幽微的部分。生活平淡而惊心动魄。因为平淡至极，所有惊心动魄，那都是在黑暗里。《逃离》写的就是黑暗里发生的事，在不知不觉中，日常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那种如果公开，就能够摧毁生活秩序的事件，只是无数事件被忍了又忍，最终不了了之，像落叶一样腐烂，只是肥沃了日常生活的长青之树罢了。 我看到一些评论，很不待见门罗。她写的是琐碎之事。她的世界过于消极。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流行的是故乡批判，“生活在别处”。作家基本上是一群积极分子。张爱玲那样的小说，如果不是夏志清出来说话，也是不被待见的。门罗比张爱玲更消极，她就生活在一个完全消极的世界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拆迁，日子百无聊赖，地久天长，“逃离”其实很做作，她家乡附近没有延安。在丈夫呼呼大睡之际，坐上长途班车逃跑一个上午，又乖乖回家来。丈夫蒙在鼓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继续喂马。其实比“流亡”更惊心动魄，这是世界人生的常态。革命是动态，终将归于安静。“天下本无事”，于是写作更需要匠心，因为时代帮不了你什么忙，(比较之下，中国小说真是从时代那里受惠良多，比较一下莫言，他不必费力，时代自己就是撕心裂肺的小说。)在门罗笔下，日常生活的细节喷涌而出，随便摘一段:“这是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夏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屋顶上的声音。小路上泥泞很深，长长的草吸饱了水，头上的树叶也会浇下来一片小阵雨，即使此时天上并没有真的在下雨，阴云也仿佛正在飘散。卡拉每次出门，都要戴一顶高高的澳大利亚宽边旧毡帽，并且把她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和衬衫一起掖在腰后。”一个接一个的细节，自然而生，语言朴素，“我怎么没注意到呢?”读者在着迷于世界细节之美丽丰富的时候，也暗中被带进了故事的圈套。写这种小说，作家得有强大的写生功夫。明治维新时，日本文学有三个潮流，一个是自我的角度，一个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有一个就是正冈子规提出的写生文。写生，对中国20世纪文学影响不大，时代风雷激荡，人生居无定所，哪有功夫像正冈子规躺在一个园子里去描述花草虫鸟的细节。就是在21世纪，作家们还是没有功夫来沉入日常生活世界，革命结束了，拆迁再次令人们失去生活世界，在那些连私人家具都焕然一新的小区，细节的滋生，恐怕尚待时日。如何像普鲁斯特那样在一群老家具之间去“追忆逝水年华”，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恐怕是一个难题。从鲁迅们开始的“故乡批判”，令中国写作总是在朝向“新世界”，直到故乡旧世界几乎丧失了所有细节，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相当“另类的”。“大家不太跟他们来往的主要原因是萨拉心脏有毛病，但也因为他们订的杂志是周围的人全都不看的，他们听的是国家电台的广播节目，周围再没有其他人听。再加上萨拉不从巴特里克公司的目录上挑选衣服，却总是根据《时尚》杂志上的样子自己缝制———有时候简直是不伦不类。他们身上多少残留着一些年轻人的气质，而不像朱丽叶同学的双亲那样，越来越胖，越来越懒散。”门罗显然身处一个熟人社会。我好奇的是，加拿大也是一个新世界，马尔库塞的那些理论完全适合他们的世界，但他们如何在建设了一个新世界的同时，又颐养出门罗这样的老派作家? 2.布考斯基《苦水音乐》短篇小说集美查尔斯·布考斯基著孙瑞岑编巫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他的小说读着过瘾。他是契诃夫、纳博科夫、塞林格、海明威、卡佛、契佛……这一路。他讲的故事也是平淡无奇里面的惊心动魄。读者别以为这是个惊心动魄的老流氓，惊心动魄的酒鬼。其实他的小说来自对一个失去了惊心动魄的消极、无聊后工业时代的容忍，来自“这么多空荡荡的星期六下午”。布考斯基骨子里是个革命家，看不起他的时代，但不动声色，利用它的平庸。炸弹在伊拉克，运奶车在洛杉矶。这些平庸下午藏着这样漂亮的故事，嗯，有个家伙用瓶子边自慰边想着昨天碰到某妞，被玻璃划破了命根子，真的是惊心动魄。 即使是布考斯基这样处处要显得他的小说以及诗只是漫不经心的结果，偶然的、无目的、自然而然的——作家。你依然能看出西方写作的强大的逻辑力量。他们无法逃出逻各斯。因此这些小说都像戏剧一样完整，虽然整体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没有是非，但是叙述的过程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故事。三一律(只是更为隐晦)。把意义的篮球抛给读者去传，他只负责讲出故事。我喜欢这种态度。 3.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选》德保罗·策兰(PauICeIan)著译者:孟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诗人的小圈子之间谈论保罗·策兰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深刻、教养。当然了，就像我们谈论李贺。但是，谈论李贺与谈论策兰不同，后者稍显做作。 我认为关于他的翻译都是谎言。他是不能翻译的，无论哪方面都无法翻译，保罗·策兰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他深植于语言中，而在语言的深处，各种根深蒂固是永远彼此隔绝的。 “道可道，非常道”。海德格尔曾经询问一位日本学者(久松真)“日文中是否有一个我们(德语·于注)称为艺术的词语?是否有一个我们称为语言的词语?如果没有，你们如何经验我们称为语言的东西?” 保罗·策兰的诗正是那种汉语无法经验的东西。也许表面的东西可以翻译，比如意思，尤其是那些“政治正确”的普遍性方面。比如对暴力的谴责。但是策兰诗歌的“意思”也不在这里，这种意思只是他诗歌里的次要部分，其根本性的东西在犹太主义的深处，犹太主义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虽然它野心勃勃。 他通过语言对第三帝国复仇。他其实是民族主义者，德语因为保罗·策兰而深邃，也更黑暗。 《诗经》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如何翻得过去?或许可以勉强意译“白露为霜”。但“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如何译?保罗·策兰就是“维天之命”。 他的有些诗句，还暗藏着乐句，比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里的命运叩门之声，诗句的音节可以听出这个声音，在中文里面全无踪影。“关关雎鸠”这首先是一种鸟声的模拟，然后才是意思。 翻译过来了一些碎片，一些不错的隐喻、片段。使我知道的只是保罗·策兰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这首诗。 他像李贺一样，是字的诗人。如果是句子还容易些，词又难写，他是字。因为只有字才植根在根部，词和句子都是从字里生长出来的。比如李贺:塞上燕脂凝夜紫，塞上可译成句子，“燕脂凝夜紫”怎么译?唯有解释了。而且这些字漫射出来的巧妙、机智、气氛是完全不可译的了。但是，我喜欢保罗·策兰的意思。热爱他的不可翻译。 1976年，马丁·海德格尔在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说“我在思考着德国语言内部的某种与希腊语及其思想之间的特别的亲缘关系。这是今天的法国人不断地向我证实的一件事。当他们开始思想时，他们便说德语，他们确信:他们在他们的语言中无法进行思考。”(引自德里达《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如果我说李贺的那种诗只能是汉字的。希腊人、德国人或者日本人要写，也只能用汉字。 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 我其实更尊重那些无法翻译的诗，根基之诗，因此也感谢那些有勇气翻译保罗·策兰的人们。我指的是孟明。此书出版前，我曾在巴黎见到他，他是从德语译过来的，我认为是最可信赖的版本，为译此书，他头发都白了。那次见面是在塞纳河边上，农历8月15，月亮很大，一些中国朋友聚会，我低估了巴黎的天气，冷得发抖，孟明借给我他的毛衣，我至今没有机会还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