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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指出，政府、资本、技术、教育、城市化等合力形成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根本改变文学世界的结构 新的罗网和新的挣扎 嘉宾主讲 少功先生所讲的，我很有同感，接着他的话再往下讲。 文学不坐冷板凳 刚才少功用“疯涨”二字形容今天的某一种文学的状况，是有道理的。跟1990年代初期相比，今天的文学作者、作品、读者和传播渠道，数量上都是明显增加的。有些非文学的部门，说话表达的方式，现在也越来越文学，比如房地产、轿车和化妆品广告，还有报纸和杂志上的新闻报道。数字、图表和视觉图确实是大行其道了，但以文字抒情言志的表达方式并没有被挤到边上，依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普遍使用着。如果光看这些现象，你真是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依然很文学。1980年代晚期，人们根据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经验，断言中国一旦现代化了，文学必定会寂寞。三十多年过去了，良心啊理想啊都寂寞了，坐冷板凳了，文学却没有坐冷板凳，依然很热闹。 怎么来理解呢？少功说中国人需要汉字。的确，全世界的古老文明中，唯独中国的文明数千年间没有完全中断，一直延续下来，而这延续的一大关键，就是汉字、中文，几千年来一直活着，充当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第一媒介，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直到今天，一般人生活中有所感、有所想了，仍然首先是用汉字。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不是这样的，比如非洲的许多地方，音乐和舞蹈就比文字更重要。但中国人就是靠汉字，中国人为什么聪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很早就告别了图像时代，沉浸于抽象的文字系统，习惯于那种在抽象和具象之间持续来回的文字性思考和阅读。章太炎说，灭掉一个国家的文字，也就灭掉了这个国家，这主要就是在说中国的经验。习惯于用文字感受和生活，这已经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生理基因，它不会在短期内——比如几十年几百年——根本改变。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中国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一种最复杂也最有趣的活动形式，依然占据社会文化舞台的比较中心的位置，就一点不奇怪了。 大资本的手伸进了文学 今天的文学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现象。 最显著的一点是，无论作者读者，代际阅读都越来越弱，同代阅读越来越膨胀，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似乎都普遍只读同代人的作品，即便大学中文系，老师和学生的年龄相差一二十岁，文学经验就完全不同。说句武断的话：今天的识文断字的中国人，是处在有史以来最缺乏可以共享的文学经验的时候。 差不多同样显眼的是，大资本的手开始伸进文学世界了。最近十来年，一个怪异的新词，开始作为正面词汇，在媒体上流行：“文学有限公司”。它表示的不是一般的文学市场，而是动辄可以投入数亿元的大资本，开始把文学也当作一门大规模的生意来运作了。开始是“盛大文学”，然后是“腾讯文学”，还有别的“……文学”，没有几年，它们就发展出了相当复杂、也相当成熟的大批量生产和推广文学的系统，数以十万计的作者的文学构思和创作活动，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文学读者的网上网下的阅读和交流活动，就这么变成了它们的生产资料，成为资本增值所使用的非物质原料。 文学让人安于现状？ 第三个重要的现象，是体现“为人生”的精神的文学正日益被边缘化。“为人生”是1920年代的作家提出来的概念，意思是说，文学应该“为人生的进步”而奋斗。社会上有太多的压迫和不公正，也有太多的庸俗和狭隘，文学应该激励读者去创造一个自由、公平、民主和解放的社会。这是章太炎孙中山和陈独秀鲁迅那两代人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从那以后整个现代文学，和我所理解的今天所谓的“严肃文学”的基本精神。从19世纪末到1940年代，大批官宦人家和资本家、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人，背叛家庭和自己所属的阶级，投身革命，改造中国，其中就有一些人是读了现代小说，而萌生反叛之意的。这就是那时候的文学，它鼓励读者去改变现实，追求人生的进步。 今天，这样的文学依然存在，比如少功这个年纪的许多作家，像王安忆、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阎连科，以及稍年轻几岁的余华、格非、苏童、毕飞宇等等，他们的创作依然时时在体现“为人生”的精神，而且，他们这些人依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下一代的情况就不同了，今天三四十岁的作家中，依然有一些继续走着这条路，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明显比不上同龄人那些走“小时代”路线的作家。所谓“小时代”路线，简单说，就是比较自觉地将文学创视为——或同时视为——一种商业活动，以作品去安抚读者，帮助读者接受和适应现实，说得难听点，就是助人苟活。糟糕的是，这一类文学，其中有些技巧上是不错的，正在成为数量最多、传播最广泛、对年轻读者和文学新人影响最大的文学。如果看更年轻一些，二十岁上下的作者的状况，这个趋势还更明显。 这个趋势不改变，我们的文学，就会在整体上，成为社会再生产机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让人安于现状，或者以各种搞笑和“玄幻”减压，或者引导读者在想象世界里对着父母和老师发飙，然后继续乖乖地听老板和处长的话。也就是说，文学不再激励人去改变社会，它开始鼓励人向现实妥协了。 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 简单讲几个原因。首先，是政府和文学的关系改变了，这个说来话长，今天不展开。 其次，是中国特色的市场，它正在日益有力地管理我们的文学世界。当社会的再生产机制正在不断地将中国人往合乎其需要的方向改造，要我们成为符合公司人力标准的劳动力，和乐于被忽悠的积极的消费者，作为这套机制的一个关键环节，市场自然要持续引导文学活动往相配合的方向走。 再就是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职场教育。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教育空间都在不同程度地培养和强化小孩和青年人的消极和保守心理。现在是从幼儿园阶段，家长和老师就开始一面无原则娇宠，一面却强迫小孩放弃自己想做的事（玩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认字做题目）了。小学和中学阶段就不用说了，我自己在大学教书，深知今日大学校园里的主流风气是多么保守和陈腐。到进成年、要入职场了，又有就业竞争和“房奴”之类的遭遇劈头盖脸地压上来，让年轻人很难保持挑战流行风气、“走自己的路”的勇气。 从某个角度看，这二十年技术的进步很大，比如互联网，一下子给文学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网络文学在1990年代的迅速兴起，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空间。不过，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通常也会被统治社会的力量所利用，像我刚才讲的，大资本迅速介入互联网，用产业化的方式收编网络上的文学活力，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在注意到技术进步对文学状况的深刻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两个方面。 最后还想提一下城市化，最近30年，中国大地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就是城市化了。它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和生理习惯，比如让人日益习惯于仅仅生活在室内空间，让我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仅仅是来自于室内的活动。单这一点，对文学的影响就非常大，更何况城市化给我们造成的结果，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时间不够，就不说了。 主要就是以上因素，和其他一些我来不及介绍的因素，在最近二十年里面，合力造就了一套遍及全国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并且使它膨胀到快速成为整个文学世界的主导机制的地步。这就是我所说的新的罗网。中国人多，作家的群体基数大，无论整体状况怎么样，总还能看到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我们不能因此丧失敏感，意识不到整个文学世界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甚至觉得，这个变化可能一点都不小于清末民初的那一场文学巨变。 靠庸俗对付不了危机 庸俗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如果社会发展的目标就只是物质经济，如果多数人都相信只有钱包是有意义的，其他都可有可无，跟我无关，这就是庸俗当家的时代。文学之所以转向“小时代”路线，根本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但是，中国也好，全球也好，今天实际上都是危机重重。我们当然可以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自欺欺人。但这只能应付一时，我们越是用庸俗的人生态度来自我欺瞒，社会和人的精神的危机就越加速度膨胀，鸵鸟被狠狠咬痛、不得不拔出脑袋、拼命挣扎的那一天就来得更快。 我因此相信，现在这样的庸俗之风大行其道的状况不会持续很久，整体而言，中国人很难长久地装睡，一定还是要睁开眼睛、直面现实、奋力去解决危机、重建社会的。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它一定会加入人民的挣扎和奋斗，重新焕发追求进步的勃勃生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