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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供职的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是国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是梁实秋，他不仅是散文家、学问家，也是人所共知的翻译家。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用了30年。梁实秋曾在庆功会上说，要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必须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作为我，当然不能也不敢同梁实秋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想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像样的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最为人知晓的也好像更是翻译匠。 不过，我没有受过专门翻译训练。既没有上过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班，又没有攻读有关学术学位。而作为翻译实践，说得夸张些，可以说出手不凡。举个例子，前年北京一家出版社要把我早年翻译的夏目漱石《哥儿》《心》等作品作为日汉对译读物重新包装出版，希望我重新校阅一遍。一来毕竟是旧译，二来对译读物有其特殊要求。校阅过程中，我有个意外发现：差不多30年前翻译的夏目漱石的《哥儿》居然没有多少校改的余地。起始我不相信，于是在不看旧译的情况下重译了一段，之后两相比较。结果情况变得更糟，新译有的地方甚至比不上旧译。这意味什么呢？意味整整30年之久，我的翻译水准全然没有提高，还是意味30年前我的翻译水准就已达到今天也未必达到的高度呢？我不知道是应该为此气急败坏还是应该欢欣鼓舞。但不仅仅如此，其更深的含义恐怕在于：较之技术，文学翻译的确是一种艺术活动——技术可以重复，不能重复的不能称之为技术；而艺术，严格说来则是不可以重复、不可以复制的，倘可以重复或复制，便不是艺术了。 我自小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等文学书。就我看书来说，我倒是不大注意看故事情节，而更留心表达方式或修辞，有时一边看一边摘录漂亮句子。这个习惯到现在断断续续差不多持续了半个世纪。同时习惯于每天睡前看一两篇原创散文，把漂亮句子录入脑海，带入梦乡。也许你笑我幼稚，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初中生似的？可我以为，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我们永远是个孩子，应该永远保持童稚之心、敬畏之情。正是这样的阅读热情和阅读习惯培育和呵护了我的写作能力、修辞自觉和文学悟性，或者在体悟语言艺术之美方面表现出的一点点灵性。 灵性从何而来呢？来自母语阅读、母语熏陶。也就是说，母语关乎灵性，关乎审美，关乎心灵机微的捕捉以至天人之际信息通道的贯通。而这些，大而言之，与人的幸福感有关；小而言之，与文学翻译的效果有关。用作家毕飞宇的话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有用。” 那么，这是否意味一切取决于母语，外语可好可不好呢？翻译的优劣并不由母语好坏一锤定音，它也同外语能力密切相关。当然，这里说的外语能力主要不是指理解能力，而是指欣赏能力，尤其对文学性外语微妙语感的感受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